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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  

2016-10-17 15:46:42|  分类: 明朝名人雅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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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字仲醇,号眉公、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年二十九,隐居小昆山,后居东佘山,杜门著述,工诗善文,书法苏、米,兼能绘事,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擅墨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论画倡导文人画,持南北宗论,重视画家的修养,赞同书画同源。有《梅花册》、《云山卷》等传世。著有《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吴葛将军墓碑》、《妮古录》。
       陈继儒,幼颖异,工诗文、书画,书法师法苏轼、米芾,书风萧散秀雅。擅墨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其山水多水墨云山,笔墨湿润松秀,颇具情趣。论画倡导文人画,持南北宗论,重视画家的修养,赞同书画同源。嗜弈棋,得同郡徐阶器重。
       有《梅花册》、《云山卷》等传世。著有《妮古录》、《陈眉公全集》,《小窗幽记》。
其生于1558年十一月七日(12月14日),卒于1639年九月二十日(10月16日)。长为诸生,与同郡引齐名,三吴名士争相与他结为师友。年二十九,焚儒衣冠,隐居小昆山之南,绝意科举仕进。
       建庙祀二陆(陆机、陆云),乞取四方名花,广植堂前,言:“我贫,以此娱二先生。”因名“乞花场”。父亡后,他移居东佘山,在山上筑“东佘山居”,有顽仙庐、来仪堂、晚香堂、一拂轩等。
       自此之后,他闭门读书,但仍与三吴名士来往,其中亦有高官豪绅,时人颇有讥评。无锡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招他前去,辞谢勿往。黄道周给崇祯帝上疏曾提到:“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陈继儒殁后,葬于东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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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就
      收藏
      陈继儒学识广博,诗文、书法、绘画均所擅长,并喜爱戏曲、小说。所藏碑石、法帖、古画、  、印章甚丰。在东佘山居内,树立的碑刻,有苏东坡《风雨竹碑》、米芾《甘露一品石碑》、黄山谷《此君轩碑》、朱熹《耕云钓月碑》等。得唐颜真卿《朱巨川告身》真迹卷,遂将住处命名《宝颜堂》。
     收藏书画有倪云林《鸿雁柏舟图》、王蒙《阜斋图》、梅道人《竹筿图》、赵孟頫《高逸图》,以及同时代的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人字画;印章收藏有苏东坡雪堂印、陈季常印等。他还摹刻《晚香堂苏帖》、《来仪堂米帖》,刻《宝颜堂秘笈》6集。
      对古玩、书画撰述有《妮古录》四卷、《珍珠船》四卷、《皇明书画史》、《书画金汤》、《墨畦》等。
陈继儒藏书颇富,广搜博采奇书逸册,或手自抄校。他曾说: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对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释、道等书,无不研习,博闻强识。
      喜抄校旧籍,因得颜鲁公书,乃名其藏书堂为“宝颜堂”等。又有“玩仙庐”、“来仪堂”等精于校雠之学,自称:凡得古书,校过即付抄,抄后复校,校后复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后再复校。
万历中,曾延请一些穷老书生,寻章摘句,按部分类;而后摘取其中琐言僻事,所刻《宝颜堂秘籍》6集457卷,收书226种(又记为229种),多地方掌故、轶闻琐言、书画艺术、谱录等,其中多罕见秘籍,保存了明及明以前的小说杂记。
     清乾隆间,大兴文字狱,因刻《剿奴议撮》,被清视为禁书,该书版被禁毁。每天有人前来征请诗文,客常满座,片言应酬,都满意而去。闲时与僧道等游,尽峰柳泖迹,吟唱忘返。
     董其昌特筑“来仲楼”,请他去居住。先后多次被推荐,朝廷下诏征召,都以病辞。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全国,远及少数民族土司等,皆求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
以“隐士”高名,周旋于大官僚间,时人颇多讥评。但他对地方利弊,人民疾苦,多有建言,如阻止当局勿搞扩建郡城的大工程和免除县民缴解王府禄米的徭役等。
    陈继儒与董其昌的故交睢阳袁氏父子(袁可立、袁枢)交往颇密,今在其著作《陈眉公全集》中仍可见其所作的《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袁伯应诗集序》等作品可考其交游种种。又辑有《国朝名公诗选》,上自高启、王冕,下到李贽、屠隆等,每人之下附有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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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
      陈继儒书法学苏轼、米芾,对苏、米墨迹,最为喜爱,虽残碑断简,也必搜采,手自摹刻,成《晚香堂帖》及《来仪堂帖》。
     所画山水,空远清逸,松江博物馆藏有《潇湘烟雨图》1幅。所画梅竹,点染精妙,名重当时。用水墨画梅,乃其首创,曾编《陈眉公梅花诗画册》,为后世所法。传世作品有《梅花》、《梅竹双清图》等,(现藏故宫博物院)。
     另有《梅花图》8页(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书法传世作品有《行书半研斋诗》、《行书李白诗》等(现藏故宫博物院)。曾评批《西厢记》、《琵琶记》、《绣襦记》等。并善鼓琴,订正琴谱,名重一时。
文学
      《小窗幽记》为陈继儒集编的修身处世格言。陈继儒编写的书很多,如《太平清话》、《安得长者言》、《模世语》、《狂夫之言》等一批作品,而《小窗幽记》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小窗幽记》原来分为十二卷: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主要讲述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思想杂糅儒释道三家。
      该书笔法清淡,善于剖析事理,与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和清朝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一起并称“处世三大奇书”。现在的版本一般都将其中近似的内容相融合,分为四部分,“集醒”、“集情”、“集峭”、“集灵”,已看不出原书的体例。
      不管是十二部分还是四部分,对书的内容的影响不大。这部书是小品中的小品,有点语录体、格言体的样子,其中精妙绝伦的语言,道眼清澈的慧解,灵性四射的意趣,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对人生的思索、处世的智慧在“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而不觉”。
     一说《小窗幽记》,一名醉古堂剑扫。存七卷,格言警句类小品文。 (明)陆绍珩著(约1624年前后在世):生平不详。明天启年间曾流寓北京。编撰有《醉古堂剑扫》。
      陈继儒所撰《吴·葛将军墓碑》碑文,记叙了明朝万历年间,朝廷腐败,苏杭织造兼榷税内监孙隆受派到江南,私招税官,勾结协助收税的地方官僚,增设税目,垄断谋分,导致纺织机工领袖葛成,手执蕉叶扇,一呼众应,领导了一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我国萌芽的时期,中国早期工人具有一定组织性、纪律性和牺牲性特点的反贪护法运动,记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反对封建剥削与封建专制的正义斗争事迹。现碑存于苏州山塘街义风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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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争议
       陈继儒曾隐居小昆山,得了隐士之名,却又经常周旋于官绅间,遂为一些人所诟病。诟病者认为隐士就要声闻不彰,息影山林,而不应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魏阙(指朝廷)之下。直到清乾隆间,蒋士铨作传奇《临川梦·隐奸》的出场诗,不少人就认为是刺陈眉公的。全诗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松江古称云间,故有刺陈之说。
而陈眉公中庭书一联云:
天为补贫偏与健
人因见懒误称高
      此联系集陆放翁诗联,名虽谦抑,实则简傲。“误称高”三字,其中包涵了复杂的心情:是真“高”还是假“高”,是应该称谓还是“误称”了,当然,其中也有辩解的成分。辩解归辩解,然而巧言岂能无本意?
      对于陈眉公的“飞去飞来宰相衙”之行为,就连其同时代的人也当面讥斥的。梁章钜的儿子梁恭辰所撰的《巧对续录》记载,陈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显宦,显宦问王荆石:“此位何人?”荆石回答说:“山人”。显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讥讽陈眉公在门下也。
       在吃饭时,显宦出令曰:“首要鸟名,中要《四书》,末要曲一句承上意。令曰:“十姊妹嫁了八哥,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只是二女将靠谁?”众客寂然,摇头莫能对,显宦喜形于色,众人都将目光落在陈眉公身上。陈眉公对之曰:“画眉儿嫁了白头翁,吾老矣,无能为也矣,辜负了青春年少。”
对语颇妙,作为文学家名或不虚,时人讥之,恐怕周旋官绅间亦是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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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陈对比
       明代“四大家”本有沈周、文徵明、董其昌、陈继儒之说,一说沈、文、董、陈为“吴派四大家”而沈、文、仇原只是被称为“吴门四家”。唐仇成就固然不低,其影响却远逊董其昌,董其昌在当时和后世左右了山水画坛的主流发展,陈继儒是董的朋友和同道,其成就并不在董其昌之下,有些成就甚至在董其昌之上。
只是后人以董代表那个时代而已。内阁要臣太仓王锡爵(王时敏之祖)招陈继儒与其子王衡读书。文坛领袖“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士欲争陈继续为师友,一时名声大振。
        陈继儒所处的嘉靖、万历年代是官僚集团之间斗争最为激烈,最为尖锐,最复杂的年代,陈继儒二十几岁时,朝廷上下各派官僚集团的政见不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将发展到高峰,陈继儒为避免加入这种斗争,也许是害怕这种斗争,决定抛弃功名,终生隐居。
        他的思想和精神状同董其昌差不多,但董其昌却在陈继儒绝意仕途,下决心隐居的第二年参加乡试,第三年参加会试,考上了进士,同时做了朝官。陈继儒始终不为名利所动,终生隐居,《明史》将他的传记列入《隐逸》部。
   《明史》称“继儒通明高迈,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他就在这里专心研究学问,编书、著述、作书、作画,名气日重。
      陈继儒所处的年代与他的高洁气节,塑造了陈继儒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的这种气节,就是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气节,陈继儒平生崇尚松、竹、梅的品行,常常藉以自比,他晚年在东余山购买新地,“遂构高斋,广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株,”可见其对梅的崇尚的喜爱,此《横斜疏梅》,以大草横涂枝干,潇洒流畅,不失法度,又由细笔勾勒、点、染,大气之中见真率,豪情奔放时见严谨,能收能放,将梅的暗香浮动,表现得极为生动,画出了梅的“凌寒独自开”的孤傲性格。
       我国古人一向以梅“宁耐岁寒,不以盛衰改”来比喻人的高尚坚贞的品格。赞美梅树,“挺然独秀,壁立万仞”“含咀华,流芳百世,陈继儒可谓对此种品种身体立行,是这种品行的代表者。可见其人品、艺品之高,是常人所不及的。
      通过《横斜疏梅图》我们可见陈继儒的作画精神,我们不妨与董其昌作一比较,董画一味的柔,陈画却柔中有刚。董画虽有浅有墨,然更偏于墨,陈画则有笔有墨。董画清润,水分饱满,“暗”处近于模糊;陈画虽也清润,但水分不象董画那么多,虽“暗”但笔墨尚能清晰,而且总的看来,陈画较之董画骨鲠的成分多一些,其“气韵空远”“苍老秀逸”甚至为董画所不及,陈继儒主张作画要“文”不要“硬”。要随意不要过于用心,并言儒家作画,便画涉笔草草,要不规绳墨为上乘。基本上能在他的此幅作品中找到印证。
       陈继儒的绘画水平要高于董其昌,凡是董其昌的影响,同时也是陈继儒的影响。正如王时敏《国朝画征录》记其“少时即为董宗伯(其昌)、陈徵君(继儒)所深赏而过之”,又如担当项圣谟等人得董其昌的指点,同时又得到了陈继儒的指点,新安画家活动于董其昌的周围,同时也就活动于陈继儒的周围。“南北宗论”见于董其昌的著作,同时也见于陈继儒的著作。而在官方中的影响陈继儒的影响却远远小于董其昌,这是美术史上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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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张子房留侯赞轴》金笺 行书 35.7×147.7 cm 南京博物院藏
  此轴行笔流逸,字形体势多出于米芾。
        陈继儒是后来被“污名”最甚的晚明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鉴赏家和“山人”代表。近十年来,有许多学者开始陆续为他洗刷“污名”,力争为他“正名”,并还他本来的面貌。对陈继儒的研究,极有可能也像研究董其昌和李日华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在美术史研究方面。但对陈继儒的研究,目前至少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关于他名下诸多著作的“清理”和甄别;另一个就是关于他生平史料的“去伪存真”。另还有一点,陈继儒历来被董其昌的“光环”所遮蔽。他几乎是一直跟随在董其昌身边的一个“绿叶配红花”式的人物。而事实上,陈继儒传奇的一生,远比董其昌要精彩许多。晚明百年,一人而已。
      在《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中,共有十二位隐逸高士的小传,其中有我们今人熟悉的倪瓒、沈周和陈继儒。而以“山人”之名而列《隐逸传》的,只有晚明年间的陈继儒和孙一元(字太初,号太白山人)两人。《隐逸传》中陈继儒小传的全文如下:
        陈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继儒通明高远,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隐居昆山之阳,构庙祀二陆,草堂数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
          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闻)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覈。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徵请诗文者无虚日。性喜奖掖士类,屡常满户外,片言应酬,莫不当意去。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其昌为筑来仲楼招之至。黄道周疏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其推重如此。侍郎沈演及御史、给事中诸朝贵,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宜如聘吴与弼故事。屡招征用,皆以疾辞。卒年八十二,自为遗令,纤悉毕具。
        我之所以不厌其繁而抄录上述文字,是因对以下相关论述有用。陈继儒小传中的史料大多来源于董其昌、钱谦益等人的文章,基本上为褒扬之词。但其实陈继儒本人或晚明年间的整个“山人”群体,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日趋被“污名”化,而到清乾嘉年间尤甚。这涉及到晚明时期一个特有的社会人群——“山人”,原因复杂,故在此难以详述。如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有关此方面研究的诸多论著。
       晚明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其《自为墓志铭》中记述:他八岁时随祖父张汝霖到武林(今杭州)时,张汝霖赠送给“三十季老友”陈继儒一头带角之糜鹿。陈氏遂骑此鹿“招摇过市”,并自号糜公。陈谓张汝霖:“闻文孙善对,吾面试之。”因指《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对曰:“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陈氏听罢不以为忤,反而夸奖张岱为“小隽友”。
        “打秋风”又名“打抽丰”,是晚明山人结交富户名门以求生计的一种主要的生存凭借,实有贬义和讥讽之意,也可见当时人对“山人”群体的印象普遍不佳。后来清人蒋士铨在《临川梦传奇》第二折中更有一首讥讽陈继儒的“名诗”:“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文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几乎将陈继儒描绘成一个附庸风雅的“好事家”和热衷于“打秋风”的山人,形象非常的不堪。但根据《隐逸传》中记陈继儒“徵请诗文者无虚日”,此类文字包括诗文集序言、鉴赏题跋、墓志铭、神道碑、祝寿辞等等。仅此一点,就可知陈氏平常的笔润丰裕,应该衣食无忧。另外,陈继儒还擅长书画,名重一时。故他是否也要像其他那些徒有虚名的“山人”一样,凭借“打秋风”以为生计,就非常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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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行书阿含经句轴》洒金笺行书 112×30cm 南通博物苑藏 。 
释文:人寿万岁时,此阎浮州极大丰乐,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鸡一飞。余有田园诗云:嫁娶十牛内,近如一鸡飞,盖本此也。 
款识:出《阿含经》。陈继儒。 
钤印:麋公(白文)、雪堂(白文)。
       另在清人赵吉士辑《寄园寄所寄》卷十二中,也转记有一段陈继儒的著名轶事:
陈眉公负肥遯重名,汤公若士知其人,素轻之,不与浃洽。太仓王相国丧,汤公往吊,陈代陪宾。汤大声曰:“吾以为陈山人当在山之巅,水之涯,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而今乃在此会耶?”陈渐赧无地。”
         此故事在清代流传颇广,几为“信史”。文中“太仓王相国”,应是曾任万历朝内阁辅臣的王锡爵。而陈继儒曾是王家“西席”(家庭教师),故王锡爵逝世,陈氏前往吊丧或代为迎招宾客,亦是人之常情。而王锡爵与汤显祖(号若士)素来政见不合,故曾多次拒绝让汤氏升官。加之汤氏生性孤傲,平生不与权贵往来。所以汤显祖怎么可能会特意从浙江遂县(时任知县)远赴太仓王府吊丧?
         古今人往往对名人的轶事传闻有一种“猎奇”心态,而不考虑这些传说的真伪性。陈继儒究竟是否是一个“飞来飞去打秋风”的山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的终生挚友董其昌的一段文字。董氏在《寿陈徵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中写道:
       余友陈徵君仲醇避俗逃虚,志在五岳,晚而买山东佘之麓,贮书万卷,游咏其中。经其门□若无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几与世相忘矣。非直(只)忘世,迨亦忘家。……而自其山居后,乡城相距八十里,一岁不过再三归。孺人时以春秋上冢为留,憩山庄者数日,此外罕睹其面,与城市之人罕观仲醇者等。
         董氏上述所言,或许稍有些“夸张”之嫌,但又缺乏能够推翻它的第一手资料予以反驳。却与《隐逸传》中的“亲亡,葬神山麓,遂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有终焉之志”;以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所言:“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时命折除,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古称通隐,庶几近之。”皆颇为相符吻合。
         陈继儒在二十九岁时,因会试再次落第而“取儒衣冠焚弃之”,开始了他的隐居著述生涯。台湾历史学家杜联喆先生曾在他编撰的《明人自传文钞》一书中云:“尝见眉公刻石像,满面痘癍痕,或以此弃举业欤?”此当然是“戏言”。而陈继儒在其生前自撰的《空青先生墓志铭》中也承认“吾貌癯削”。其实,陈氏之所以放弃举业,实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关。时阉珰焰炙,党争惨烈。而士大夫阶层,或舍生取义,或激流勇退,或屈膝求保。而陈继儒则选择了“洁身自全”。陈继儒曾对董其昌谈过自己想放弃举业的初衷:“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与近世矣。’”这或许是陈继儒当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吧?所以他后来拒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之“招”而“谢弗往”,此举应不难理解。
       陈继儒其实并非仅仅是一个名闻海内的著名山人、文学家和书画家,他还是一个体恤民情的士人。在万历年间的中后期,苏州、松江一带常常发生水灾,他因此为之写有《救荒煮粥事宜》、《修桥梁道路条》、《上王相公救荒书》、《上徐中丞救荒书》、《复陶太守救荒书》等文章,呼吁明君体恤民情,赈灾救荒,并提出具体的办法。言辞恳切而动人,与以往人们心目中的“不食人间烟火”或热衷于“打秋风”的山人形象,大相径庭。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肯定:陈继儒的确是晚明第一大“山人”和真正的大名士,而且人品少有“瑕疵”。在明代的江南地区,山人之数难以确计。仅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就有山人五十六人之多。而陈继儒之所以能够名列《隐逸传》,绝非纯属偶然。亦非是明史馆臣的个人喜好,而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程序,或许也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陈氏一生都崇拜米芾,故其在举止言行和处世方式上亦有意或无意地追慕米芾,有时也多少有些玩世不恭。他曾在《〈米襄阳志林〉序》中写到:
        公(即米芾)没于淮阳军,先一月,尽焚其平生书画,预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举拂,合掌而逝。吾视其胸中,直落落无一物者,其圣门所谓古之狂欤?
           清人毛祥麟在《对山书屋墨余录》中记陈继儒临终时的情景,几乎与米芾如出一辙。澹定从容,人世少有:
      闻其易箦时,出名香二升许,令侍者煎汤沐浴。浴竟披衣,医士许龙湫抱之登榻曰:“先生将羽化矣。体甚轻。”公随索纸笔书语云:“大殓小殓,古礼拘束。后之君子,殓以时服。我其时哉,毋用纨縠。长为善人,受用永足。”书已,投笔而逝。
        陈继儒还曾在生前自撰《空青先生墓志铭》,文字内容非常的“搞笑”和澹定。文中写道:
末殁之前,召子孙宾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子孙宾朋雁行洗爵,而以次第献先生如俎豆状。先生仰天大嚼,叱曰:“何不为哭泣之哀!’于是左右皆大恸。或为薤歌以佐觞,歌愈悲,酒愈进,酒愈进,歌愈合。”
     最后陈继儒还“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其兴奋“若小儿状,必令人人尽醉乃罢归”。在该篇墓志铭结尾处还写到,他临终前仍不忘对子孙宾朋们上一堂“人生哲学课”。
在陈继儒八十二岁的人生中,流传有许多无法考证的奇闻轶事。而有些则纯属后人杜撰,贬多于褒,甚至不惜将之“污名”化。我认为后人对陈继儒一生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是清初钱谦益。钱氏在他的《列朝诗集小传》中有云:
       仲醇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仲醇通明俊迈,短章小词,皆有风致,智如炙髁,用之不穷。交游显贵,接引穷约,茹吐轩轾,具有条理。以仲醇之才器,早自摧息,时命折除,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古称通隐,庶几近之。
        “四海宗盟五十年”的钱谦益在文章里,褒评陈继儒是“通隐”。通隐,学识渊博,通达古今之隐士也。而《明史·隐逸传》也基本上延续了钱氏的这一观点。
       但后来由于“乾嘉学派”的兴起,晚明人的“性灵”文章和“空疏”学风,遭到了苛责和抨击,也因此导致了陈继儒的名声和才学,一落千丈。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因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所谓的“小品文学”,竟然使得陈继儒“咸鱼翻身”,重显灿烂。但这批“新文学家”需要的仅仅是陈氏闲适风格的小品文,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这只“旧瓶”,来盛装自己的“新酒”而已。所以他们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去为陈继儒洗刷“污名”,因为他们在“反传统”和摧毁传统的同时,其实正在急于想建立一种适合于自己理念的“新传统”。
        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陈继儒“咸鱼翻身”约三十年后,他的终生挚友董其昌却竟然被人无端演绎成为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中国人历来就有篡改和伪造历史,甚至是“强奸”历史的丑陋“传统”,而且古今皆然。故不得不令有良知者为之仰天长叹,俯首羞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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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书薛文清语轴》洒金笺行书 112.5×51.6cm 上海博物馆藏
      释文:“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此薛文清之言也。文清抗阉振,死生不回,初产时黄河清三日,真圣人也!乙卯重阳为梁叔丈书,并以望之。陈继儒书于白石山。
  此作品系作者五十八岁时于白石山所书。录薛瑄之语。薛瑄因得罪宦官王振下狱,几至被杀。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清。摘录薛瑄语,并加以褒赏,表明他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见解。陈继儒主张学书“切忌紧逼”,要学而能化。《桐阴论画》评陈继儒书法在“苏米之间”。此幅书法字形伸张,用笔骏快,有米芾的“沉着飞翥”的神韵;浑厚敦朴,有苏轼的“敦庄沉着”的笔意。且更刚健峭刻,有自己的面目。
        按照后人评价,陈继儒个人的才学极高:他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书法苏轼、米芾两家,可入逸品;兼擅绘画,名重一时。其他如艺术鉴别、美食茶艺、养生休闲、园林艺术,皆是行家。尤其是交游广泛,著述极其宏富,传世者就约有三十余种,这样的高人,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在当时博得功名、官爵。但陈继儒毕生甘为一诸生,一辈子隐居昆山之阳,杜门著述。陈继儒所处的嘉靖,万历年代是官僚集团之间斗争最为激烈,最为尖锐,最复杂的年代。而陈继儒认为,“繁华系累不能夺,则俗心日退,真心日进,退得一分俗心,自能进得一分真心,《孟子》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者是也。心自太虚,则身还太虚,所谓仙、所谓佛,何俟多谈!”
      他幼年即聪明过人,文名卓著,史称“颖异”,《明史?隐逸》说他“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同郡的大学士内阁首辅徐阶特别器重他。20岁时,他曾考取秀才,但在参加举人试中两战皆败。陈继儒痛下决心与科举功名永诀,并在《告衣由呈》中宣示:“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二十九岁时,一把火把儒家衣冠统统烧掉,隐居小昆山之南,表示从此绝意科举仕进,不做官了。陈继儒在当时正值青春年华,作出这样的决断无疑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他曾参与建庙祭祀乡贤二陆(陆机、陆云),乞取四方名花,广植堂前,说:“我贫,以此娱二先生。”因名“乞花场”。这样的做法,是感慨于二陆以文学家入官场后的悲惨命运吧?陈继儒虽隐,可名气太大,还是有很多人向皇帝举荐他,如当时的吏部尚书闵洪学,向皇帝上书说,陈继儒是江南名士,应该让他“参政议政”。于是皇帝下令,如果陈继儒有什么建议,一定要奏知。连著名的爱国诗人、大学问家黄道周在给皇帝的上疏中也说:“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 说自己比陈继儒有“七不如”,可见他的声名的确不是侥幸得来。从此,投刺见访、游山玩水、莳竹养花、品茶饮酒、焚香抚琴、赏月晒书,成为他的日常生活。
       而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说 “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意思是,地方上的官员见皇帝都如此器重,纷纷上门谒见,顿时,“眉公”之名,倾动全国,甚至远及少数民族土司等,都慕名来请他写诗歌辞赋,而社会上的酒楼茶馆,追星一样挂他的画像,卖豆腐的都称自己的豆腐是“眉公”牌的,这声势是何等高涨。
       陈继儒以“隐土”高名,周旋于大官僚间,却始终不入朋党之圈。尽管时人颇多讥评,其实很有风骨。他曾很傲气地说:“士人当使王公(锡爵)闻名多而识面少,宁使王公讶其不来,毋使王公厌其不去。” 王锡爵可是当朝宰相啊,陈继儒的“不做官主义”是彻底的。《养生肤语》陈继儒研究养生之心得体会,共四十七条,都很符合《黄帝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之旨。少了勾心斗角的算计,少了战战兢兢的折磨,不做官,陈继儒对地方利弊,人民疾苦,还是多有建言,如阻止当局勿搞扩建郡城的大工程和免除县民缴解王府禄米的徭役等。而生活也可以惬意,其实,陈继儒还颇有经济头脑,正如在他的《养生肤语》里说:
      有妻子者,则为妻子所累,有富贵者,则为富贵所累,道不可行也。审如是,必弃妻孥,捐富贵,而后可乎?夫妻孥不病道,病在于累妻孥;富贵不绝道,绝在于累富贵。
      不是不要富贵,而是不要被富贵所累。他读书不是书呆子,而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出版家,每年靠出版事业收入颇高,是最早的成功书商,比如他看到晚明小说隆盛,灵敏地捕捉到畅销书出版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就延招吴越间的贫寒儒士,搜罗琐言僻事,寻章摘句,按部分类,荟集成《宝颜堂秘笈》457卷出版,人们争购眉公之书,这使他获利颇丰,也使他声明远播。有了可靠的经济来源,就不用受功名羁绊,很自然地将人生的乐趣放在生活的惬意适情上,追求真正快乐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几十年间,陈一直在经营佘山精舍,构建读书台、顽仙庐、磊轲轩等。晚年仍不断增添亭台楼轩等构建,五十七岁筑水边林下、五十八岁为道庵、六十一岁造老是庵、六十二岁建代笠亭、六十六岁盖苕帚庵、七十岁在凤凰山葺精舍来仪堂。正如他所说 “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
      陈继儒目睹朝廷上下各派官僚集团激烈冲突,决定抛弃功名,拒绝出仕,终生隐居。朝廷屡下诏书征用,皆以疾病为由推辞,不出来做官;无锡大儒顾宪成草创东林书院,请他去上课讲学,陈继儒依旧辞谢不往。他喜欢的是隐居于山林,专心著述,闲时就和一批文人、道士、和尚之类的人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后人传陈眉公有《警世通言》: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么?
不礼爹娘礼鬼神,敬甚么?弟兄姊妹皆同气,争甚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忧甚么?奴仆也是爹娘生,凌甚么?
当官若不行方便,做甚么?公门里面好修行,凶甚么?
刀笔杀人终自杀,刁甚么?举头三尺有神明,欺甚么?
文章自古无凭据,夸甚么?荣华富贵眼前花,傲甚么?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甚么?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么?
岂可人无得运时,急甚么?人世难逢开口笑,苦甚么?
补破遮寒暖即休,摆甚么?才过三寸成何物,馋甚么?
死后一文带不去,怪甚么?前人田地后人收,占甚么?
得便宜处失便宜,贪甚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巧甚么?
虚言折尽平生福,谎甚么?是非到底自分明,辩甚么?
暗里催君骨髓枯,淫甚么?嫖赌之人无下梢,耍甚么?
治家勤俭胜求人,奢甚么?人争闲气一场空,恼甚么?
恶人自有恶人磨,憎甚么?怨怨相报几时休,结甚么?
人生何处不相逢,狠甚么?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么?
谁人保得常无事,诮甚么?穴在人心不在山,谋甚么?
欺人是祸饶人福,强甚么?一旦无常万事休,忙甚么?
    讲养生,就要戒私欲、贪欲,保持淡泊的心态,不羡慕富贵荣华和非分之财,其实《警世通言》是济公活佛的圣训,不过从中可见此老的心态是何等超脱。《养生肤语》云:
    水还去火不成灰,人能去火方延命。谅哉斯言!夫人之忿怒羡艳,悲壮激切,鼓动奔驰,跳跃翔舞,讴歌叫啸之类,凡激于人我而发者,夫孰非火之所为哉!木与木相钻而火生,人与人相形而欲生,其理一也。人能勘破此理,每事抑损,惩其忿而窒其欲,则五气自平,六脉自和,延生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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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行书"霜华飒然"五言诗》扇面 上海博物馆藏 。 
释文:霜华飒然来,山气澹而冶。参差枫叶林,高高复下下。中有茆茨人,闲缓频道者。新酒倾数瓢,菊花握盈把。非病亦非贫,一榻自潇洒。 
似元清词丈正。陈继儒
    陈继儒除偶尔出游外,日常隐居佘山,或听泉、试茶、或踏落梅、坐蒲团,或山中采药、泖塔玩月,或科头调舞鹤、麈尾戏游鱼,“湖上扁舟酒一瓢,芦花影里衣云遥” ,更多地追求一种世俗生活的朴实、宁静、温馨。陈继儒的养生观点,主要体现在“履和适顺”四字,在几十年的青山绿水、文酒应酬的世俗享受中逐渐习惯于冲淡宁静的山居生活。和一般的古怪山人不一样,他对于达官贵人也非常随和,没有与世格格不入的狂态、傲态。他有隐士之名,却无清贫苦困之忧,有官吏之贵,却无升迁案牍之劳。故而在当时大为人们所羡慕。
    陈继儒是深得辨证通达之道的,他不乏文酒声色之会,《自咏》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存选择的总结:“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连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黄庭高枕”,是出世的洒脱,娱世的惬意,更多的是对自在生活的自赏。可他有节制,偏还有一首《戒好色》词流传下来:
      红颜虽好,精气神三宝,都被野狐偷了。眉峰皱,腰肢袅,浓妆淡扫,弄得君枯槁。暗发一枝花箭,射英雄,在弦倒。病魔缠绕,空去寻医祷。房术误人不少,这烦恼,自家讨。填精补脑,下手应须早。把凡心打叠,访仙翁,学不老。
    陈继儒会享受而有节制,《养生肤语》里很多见解都独到而睿智,如其中第十二条:
     人生食用,最宜加谨。以吾身中之气,由之而升降聚散耳。何者?多饮酒则气升,多饮茶则气降,多肉食谷食则气滞,多辛食则气散,多咸食则气坠,多甘食则气积,多酸食则气结,多苦食则气抑。修真之士,所以调燮五脏,流通精神,全赖酌量五味,约省酒食,使不过则可也。
    不但酒不多饮,肉不多食,适当的节食甚至“辟谷”,对人的健康大有裨益。辟谷又称“却谷“、“断谷”、“绝谷”、“休粮”、“绝粒”,即不食五谷杂粮,是中国道教特有的一种修炼法门,与导引、服气、炼丹等并称于世。辟谷修炼的层次较高,对治疗疾病、强身健体、开慧长功、激发内在潜能都有相当好的效果,俗谚有:“每餐留一口,能活九十九”,《黄庭内景经》云:“百谷之食土地精,五味外羙邪魔腥,臭乱神明胎气零,那从反老得还婴?” 
      实际上,在我国古代便有节食能长寿的论述,陈继儒自己也是这种理论的尝试者。
    清代诗人施愚山《矱斋杂记》云:“董思白、陈眉公以词翰相推重。董年八十五,临终,索妇人红衫绛繻为服。陈年八十三,将逝之前,辟谷数日,盛为诗歌,以书别亲友,仍自题一联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临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三千界鱼跃鸢飞。’掷笔而逝。亦可谓了然于去来者矣。”
    八十年,不怨天,不尤人,何等潇洒。这样一个刻意远离官场的隐士,以风雅生活为寄托,看破红尘、悟透生死,是一位潇洒的智者,身隐和心隐是其一生的追求,市隐和山隐是其生活的形式,实现了“大隐于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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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儒《行书六言祝寿诗轴》纸本行书 142.3×35.5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释文:明月正当十五,清醪合饮十千。西口湖中逋客,蓬莱海上神仙。寿斗悬老先生六十为。崇祯元宵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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