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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代官员、书画家、民族英雄 吴大澂  

2016-10-16 14:36:13|  分类: 清朝各界名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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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书画家、民族英雄   吴大澂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吴大澂(chéng)(1835~1902),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民族英雄 。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善画山水、花卉,精于篆书。皆得力于金石鉴赏修养。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86年,在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占的谈判桌上,吴大澂据理力争,迫使沙俄重立土字碑、并对中国的出海权进行妥协:图们江口的出海权虽不能共享,但中国船只可以借道出海,俄国不得阻止。吴大澂又设法延长谈判,迫使沙俄归还了黑顶子山地区(今吉林珲春敬信镇)。其战略眼光与爱国精神令后人称颂。
整顿军旅,巩固边防
       1867年(同治六年)进士,授编修。出为陕甘学政。1877年(光绪三年)赴山、陕襄办赈务,不辞劳苦,亲赴灾区察勘,得左宗棠、曾国荃等保荐,次年,授河北道。1880年(光绪六年),诏给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东陲边务。次年,授太仆寺卿。是年4月,吴大澂为三品卿衔,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宜,旋即改为“督办”。于6月行抵吉林,即与吉林将军铭安商酌防务事宜,于整军吏、守边强边等方面多有建树。
        吴大澂与吉林将军铭安于吉林建立边防军队。改原有八旗兵,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共建防军马步13营,5000人。次年防军增至9000人,后统称靖边军,经过严格训练,己“悉成劲旅”。于珲春开始修筑东、西炮台。为防御沙俄从水上入侵,还创建图们江、松花江水师营。同时设立招垦局,移民垦荒,推行实边政策。他经过实地勘查,确定以珲春和三岔口所属边地为招垦中心,设立珲春招垦局,下设五道沟和南岗分局。招垦范围广泛,且规定许多优惠政策。为给垦民、商旅和军队提供方便,1880年底,修筑从宁古塔至吉林省城长达600里的大道及北、东线大道,建有百余座木桥,同时还增加许多驿站,加强了边疆的防务力量。
      1883年(光绪九年),法国从越南向中国扩张,奉命会办北洋军务。1884年迁左副都御使。诏令赴朝鲜处理甲申事变,抵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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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界谈判,据理力争
      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8日,吴大澂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重勘东部边界。经吴大澂、依克唐阿再三辩驳,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1886年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含补立“土”字牌,添立“啦”、“萨”、“玛”字界牌和一至十八记号;收回黑顶子;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等,从而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矗立在珲春市区的龙虎石刻及具清代建筑风格的五角碑亭,就是珲春人民为纪念爱国大臣吴大澂谈判胜利而建立的。石刻正面篆书阴刻“龙虎”二字,左下竖刻“吴大澂书”,字体流畅,气势磅礴。吴大澂于谈判期间曾多次书写“龙”、“虎”二字,抒发其“龙骧虎视”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1886年,任中国首席代表在岩杵河-珲春同俄国进行勘界会谈。与沙俄代表据理力争,收回了被沙俄非法霸占的黑顶子百余里的领土,纠正了“土”字界牌。又争得了中国船只在图们江口的航行权。
     1887年(光绪十三年),调任广东巡抚,又同葡萄牙强占澳门和香山七村的侵略活动作斗争。
微服视察,贪吏束手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八月,郑州十堡黄河决口南泛,为害严重。先是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朝廷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1888年(光绪十四年)五月,口门埽占失事,功败垂成。李鹤年等均革职。七月,皇帝命吴大澂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于当年八月到任视事。他认为河工堵口收发料物弊端甚多,乃只身微服,混杂在送料民工中,背运秸料,进行私访。发现发料短缺,克扣工钱,吴大澂有意率众与管料官员争吵,该官员正拟将大澄推下鞭杖时,他的随从立即站出高呼:他是河帅,谁敢动手?这时吴大澂喝令对管料的官员予以杖责,并带枷在工地示众,以儆效尤。
治理黄河,筹划有方
      吴大澂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措施得当。对在工的官吏,分工明确,严限完成。他誓言:如依限不能完成者斩,自己也将以身殉职。在工人员无不凛然,于是日夜赶堵,于当年(1888年)十二月合龙。该工程较拨发款银节约60余万两。吴大澂任河督时,对郑州、中牟、开封一带险工甚为重视。他说:中河厅头堡大王庙顶冲之石堤,……八堡之人字坝、托头坝(中牟境),下南厅七堡之顺二坝,十九堡之盖坝(开封境)均甚紧要,是防御省城之门户。他提倡用水泥砌筑砖石坝,加固工程,这是黄河上使用水泥修工程之始。
      1885年(光绪十一年)时,他曾奏请用新法测绘黄河图,自河南省阌乡县(今灵宝境)金斗关到山东利津铁门关海口,测量河道长1021公里。次年图成,呈光绪帝浏览,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全图》。
      郑州十堡大工完成后,因河势南趋,行将塌至堤身。吴大澂审时度势,在荥泽八堡(今郑州李西河一带)老滩前,筑石坝一座,工竣立一石碑,碑文是:“老滩土坚,遇溜而日塌,塌之不已,堤亦渐圮,今我筑坝,保此老滩,滩不去则堤不单,守堤不如守滩。”阐明了他的固滩保堤的治河思想。
吴大澂治河成功后,实授河道总督,赏头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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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兵败,抱恨辞世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时任湖南巡抚,奏请从军。8月15日、17日连电“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不久,获清廷允准,“带勇北上”。旋被任为帮办东征军务。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月,吴大澂率新老湘军二十余营出关,2月11日到达田庄台。从2月21日开始,吴大澂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及宋庆等部合军,进行第四次反攻海城。当时集中在海城附近的清军共一百余营,三万余人。兵力虽多,但因系统复杂,有湘军、楚军、淮军和东北军队,互不统属,缺乏统一指挥。吴大澂名义上为帮办军务,但无法指挥全军。诸将多“拥兵据要害,徘徊观望,乍却乍前,不能出死力以决一胜”。归吴大澂节制的军队只有二十营,而他所率领出关的湘军将领又多系庸劣无能、贪生怕死之徒。被调遣时,“迟不赴命”。亲军统领刘树元临敌“诓怯不前”,炮队统领吴元恺闻战“相率而退”。加以吴大澂低估了敌人,对战争全局缺乏认真部署。正当吴大澂等集中兵力会攻海城之际,日军利用清军的弱点,采取“佯攻辽阳,实取牛庄”的声东击西战术,3月3日派第3、5两个师团进犯牛庄。吴大澂等未能识破日军阴谋,置牛庄于不顾,全力围攻海城。由于牛庄防务空虚,致使一日之内就被日军攻陷。牛庄失守当天,吴大澂匆匆由田庄台奔往石山站,“沿途溃勇络绎,其势已成瓦解”,吴大澂退走石山站后,宋庆也把守营口的主力撤往田庄台,致使营口兵力空虚,3月7日日军又轻易的攻取营口,田庄台随后也被攻陷。田庄台即失,“湘军力战而败,死伤过多,人心不振”。吴大澂愤湘军尽覆,欲拔剑自裁,被左右格阻之。乃自叹曰:“余实不能军,当请严议”。清廷以吴大澂“徒托空言,疏于调度”,3月17日下令撤去其帮办军务职,交部议处。旋革职留任,寻命开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
       此后,他为生计所迫,曾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授徒自给,又变卖个人所藏字画、碑帖、古铜器以补日用。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吴大澂辞世,时年68岁。蛰居虞山的翁同龢得知吴大澂去世的消息后,特遣人送去挽联:
文武兼资,南海北海;
汉宋一贯,经师人师。
横批:一卧沧江
艺术特色
        吴大澂精于鉴别和古文字考释,亦工篆刻和书画。吴大澂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他的篆书很有特色,将小篆古籀文结合,功力甚深,即平时书翰也常用工整精绝的篆字为之,规矩整齐,别有情致。早年从陈硕父学篆书,中年以后又参以古籀文,书法益进。他开始学秦代小篆刻石,书法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的启示,将小篆与金文相结合,并用这种方法书写《论语》、《孝经》以及信札。他的篆书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在当时是一种创造。他对金石文字有精深的研究,开拓了对先秦文字的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篆书从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吴大澂写篆书,喜用隶书书款。他的隶书横平竖直,亦取法汉碑。行书学曾国藩,又颇有黄庭坚的趣味。吴大澂又以诗词及散文著称。著有《愙斋诗文集》、《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试验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吉林勘界记》、《十六金符斋印存》等十余种。
      吴大澂,做《古玉图考》,对古玉的颇为有识。也喜欢紫砂壶,曾请过当时的制壶名家黄玉麟来自己家里造壶,其壶底有阳文的“愙斋”款,壶形古朴,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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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面人生吴大澂
     今年深秋的一个黄昏,我陪远道而来的朋友姜英文踏着落叶,来到大洼县田庄台镇中日甲午末战清军坟遗址。
英文来自吉林珲春,曾任当地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现在虽然转身从事经济工作,但一有空闲仍伏案创作,是当地颇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对珲春历史人物亦多有考证。此行,我们除了拜祭那些在田庄台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将士,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探寻清朝大臣吴大澂的人生轨迹。
      姜英文说,在与沙俄的谈判中,吴大澂据理力争夺回图们江出海权及部分国土。在珲春市,他深受人民爱戴。为了纪念吴大澂,当地还立有他的雕像。
      人是多面的。谁能想到,在田庄台一战,也是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战、最关键的一战中,吴大澂从一位靖边保疆的大英雄,变成了一个“闻炮响而辄奔”的胆小鬼。
一、保疆建奇功
       吴大澂(1835-1902),汉族,原名大淳,为避清穆宗载淳讳,后改名为大澂,字止敬,号恒轩、白云山樵、愙斋,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城双林巷老院。他一生喜爱金石,并工诗文书画。从同治七年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到光绪十八年授湖南巡抚,吴大澂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事实上,他确实也是一位博学多才、忧国忧民的好官,而且辞锋犀利,颇具外交天赋。其间,他担任过治理黄河的河督,造福一方百姓,并提倡用水泥砌筑砖石坝,加固工程,这是黄河上使用水泥修工程之始。光绪六年三月吴大澂为三品卿衔,赴吉林随同铭安帮办一切事宜,旋即改为“督办”。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初,吴大澂受命任钦差大臣前往吉林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会勘吉林东界。4月22日会谈一开始,吴大澂就提出要按《中俄北京条约》补立“土”字界碑。俄方代表巴拉诺夫坚持仍在原离海口44公里的旧址处(碑已遗失)补立。理由是海水灌入之处谓之海口,除去海口20公里才算图们江口。吴大澂当即指出,海口即江口,二者无区别。涨潮时海水灌入不止20公里,退潮时也不止20公里,江口总是在海滩尽处。吴大澂据约力争,寸步不让,再三辩驳,最终达成了协议。签订了《中俄重勘珲春东界约记》。5月20日,在吴大澂、巴拉诺夫等人监护下,在离图们江口15公里处,补立了“土字碑”界碑。这块石碑作为疆域的标志,历史的见证,至今仍然屹立在边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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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当年在中俄边界所立的“土”字碑。                          
                            
    在这次勘界与沙俄谈判过程中,沙俄代表自始至终强横无理,妄图利用勘界再次鲸夺或割占我国领土。沙俄代表扬言:“珲春河南岸属于俄地”,提出了欲以珲春河划国界的主张,并以此为据进一步侵吞我珲春城。吴大澂和依克唐阿以牙还牙、针锋相对,提出以岩杵河(岩杵河在俄境内,该河发源于珲春市哈达门乡马滴达村南山阳坡,流经俄库拉斯基诺入“日本海”)划国界的主张。俄人骇然,不料中国代表如此强硬,便更加狂妄地提出以大盘岭(珲春密江隧洞山顶)划国界,而吴、依二人不管沙俄代表如何抵赖,坚决主张以岩杵河划国界的主张。后来,双方各自让步,愿以当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条款来办理。如此,一方面打消了沙俄侵占我国土的野心,另一方面,沙俄就得把《中俄北京条约》后侵占的黑顶子地方还给中国,中国代表为祖国争回了100余华里的国土。
        与此同时,吴大澂和依克唐阿又进一步提出图们江出海权的问题,沙俄代表以种种借口予以阻拦,并且又进一步以图们江出海权来换取俄国商船可以自由出入松花江航线的权利。吴大澂答曰:松花江商船出入是商务上的事,与此次界务会不相干,中国勘界代表无权答复。以巧妙的办法阻止了沙俄代表的无理要求。沙俄代表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把俄海军司令请来妄想以海军战舰开来恫吓中国谈判代表。不料,吴大澂和依克唐阿不畏强暴、以牙还牙,请来北洋水师六支战舰开往海参崴,俄见中方如此强硬不得已才请示俄外交部,俄外交部也无奈,只好答应中国代表的要求,来电曰:“图们江口中国船只出入俄国不得阻拦。”吴大澂要求俄勘界大员将俄外交部电文续在《中俄珲春东界约》内。至此图们江出海权才争到手,并且永远生效。
      从光绪六年至光绪十二年,吴大澂四次到珲春,他厉兵秣马防患未然;招民垦荒巩固边疆;亲临踏查立碑定边。在与俄方谈判中刚正不阿,据理力争。当时文士钱恂在著《中俄界约勘注》中说:“溯自咸丰八年至光绪十年,凡中俄立约勘界,无不削地,惟此一次为展界,非蹙界。”把补立土字碑展括10余里,索还黑顶子地方(今珲春市敬信镇全境),争得图们江口中国船只自由出入,称为吴大澂的三大功绩。
二、田庄台败逃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自开战以来,清军的主力是李鸿章培植的淮军,而淮军在朝鲜牙山、平壤等地的历次战役中丧师失地,战火已烧至辽东半岛,海城失守。朝野舆论哗然,纷纷抨击淮军无能和李鸿章误国。
          治河、保疆让吴大澂名满清庭,备受皇帝垂青。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他正在湖南任巡抚,过着安逸的日子。海城失守后,清军将领无人敢战,都怕惹火烧身。而不谙军旅的吴大澂却凭着一腔激情贸然请战。清政府也寄希望于湘军旧将挽回败局。于是,光绪皇帝在12月28日下诏,任命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作为刘的副手,督办东征事务。
         清军统帅刘坤一年老多病,并嗜鸦片,借口亲兵未到坐镇山海关而不赴前敌指挥。不知是为了鼓舞士气,还是思想膨胀,吴大澂开始说起了大话,谓“海城旦夕可复”,每日置酒高会,嬉笑若狂。并极为轻率地贴出《劝降告示》,自称:“本大臣讲究枪炮准头十五六年,所率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计”。其实,吴大澂言过其词,他并不懂军事,在田庄台每日手持洋枪“讲究准头,洋洋自得”,而部下兵弁,衣单饷薄,天气寒冷,难以适应。清政府的一些言臣发现了吴大澂的问题,上书皇帝说他有“虚骄之气,作夸大之词”。然而正在用人之际的清廷并没有高度重视这些意见,只是对吴大澂轻描淡写地进行了规劝。清政府在用人上的这一错误,注定了日后吴大澂的失败。
         1895年1月27日吴大澂率部出关,驻守田庄台大辽河两岸。清军前后五次攻海城不下,3月4日,日军分左右两个纵队绕耿庄、汤岗子等地,进犯牛庄,清军因“敌众我寡,独立难支”而败。3月5日牛庄失守的第二天,吴大澂探知日军有直扑田庄台之势,吓得“闻炮响而辄奔”,并以防备日军骚扰后路为由,匆匆由田庄台逃走,午后到达大洼,未敢停留,连夜北行。吴大澄给宋庆连发两电告急,谓日军将要攻田庄台,催宋庆驰援。
         宋庆接吴电以后,遂于3月5日早,率部由营口奔赴田庄台应援,只留少数兵力驻守营口。3月6日上午至3月7日凌晨三时,日军第一师团轻取营口,大同军总兵蒋希夷率2000余人不战而逃,退至田庄台。
         田庄台在营口北,南临辽河,为营口至山海关的必经之路。市街沿辽河北岸平行,是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商贾辐辏,人口约21000人。四面皆平原,渺漠一望无际,“无山险可扼,惟倚辽河以为固,时值冰坚,策马可渡”。
         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将宋庆亲自上阵,催马迎敌,与日军展开血战。然而,清军最终不敌日军进攻,在苦战数日之后,田庄台失守,宋庆率残部退走。清军战死2000余人,而日军死伤将校以下160人。至此,清军六十余营大军一败涂地。6天内,连失牛庄、营口、田庄台三座重镇。尤其是田庄台,作为扼守辽河下游的水陆要津,一个历史曾相当繁华的集镇,在日军疯狂烧杀抢掠下,几被夷为废墟,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田庄台战役以后,辽南所有城镇要隘,北自鞍山、海城,南到大连、旅顺,西至牛庄、营口、田庄台尽被日军占领。清政府士气沮丧,败局已定,日本方面也是消耗殆尽,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便开始逼迫清政府在谈判桌上投降签字。3月14日,李鸿章从天津乘船赴日谈判,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至此,中日甲午战争田庄台战役结束,这也是甲午战争在辽东半岛规模最大、最后一次、最为惨烈的大战役。
三、惨淡度余生
      据清史稿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吴大澂)出关会诸军规复海城,而日本由间道取牛庄。魏光焘往御,战不利。李光久驰救之,亦败,仅以数骑免。大澂愤湘军尽覆,拔剑欲自裁,王同愈在侧,格阻之,同愈以编修参大澂军事也。光焘请申军法,大澂叹曰:“余实不能军,当自请严议。”
         此役真的是让吴大澂羞愧难当,他也真的上书“自请严议”。不过朝庭对他网开了一面,光绪皇帝斟酌兵部所上的“遵议大员处分折”,颁谕称:吴大澂身为统帅,徒托空言,疏於调度,初次接仗,辙即败退。本应照部议降三级调用,惟念其前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从戎,舍易就难,迨奉命出关,立即启行,尚属勇往。此次牛庄之挫,将士尚能力战,情亦可原,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以示朝廷权衡赏罚,一秉大公至意。
        吴大澂打了败仗之后,又回到长沙的湖南巡抚衙门。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到此时吴大澂的心情,出征前信誓旦旦,豪气冲天,出征后一败涂地,尤其是当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这更使吴大澂焦灼万分,寝食难安。 此时,他内心非常痛苦,深知闯了大祸,难以挽救。
        作为前敌将帅,吴大澂觉得应该为战争的失败承担一份责任。在朝思暮想,苦苦思索之后,他忽然想出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主意:即忍痛割爱,把自己的珍贵收藏,送给日本政府,以减轻清政府的负担。于是,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电报。吴大澂电报发出十天后,尚没有收到张之洞的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之洞。张之洞回电,认为吴大澂的行为将会被“世人所讥,倭人所笑”,并劝他不要再作“新奇文章,总以定静为宜”。在张之洞的眼里,吴大澂不过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书生。
      回到湖南后,朝廷内不断有人参奏吴大澂。光绪二十四年,朝廷复降旨,对吴大澂革职永不叙用。
吴大澂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除了从政之外,他把许多精力都用在了金石考古与文字学上。他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把中国的古文字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与高度。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乾隆嘉庆以来,文人颇多考释,多无新见。研究金文学者,在甲骨文未出土之前,当首推吴大澂。
      吴大澂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文集》等。罢官后,吴大澂过着贫困的生活,靠出售书画、古铜器维持生计。光绪二十八年,六十八岁的吴大澂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清史稿中是这样评价吴大澂的:大澂治河有名,而好言兵,才气自喜,卒以虚憍败,惜哉!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吴大澂的一生有功有过,而虚夸不实、骄傲自大,最终断送了他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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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庆、道光之后,篆、隶书法进入历史全盛时期,有所谓“三尺竖童,仅能操笔,皆能为篆”之说。文人、学者们更是由好古访碑、搜藏古器逐渐发展成为“唯金石是学”,“金石学”遂成为一门显学。这一风气,不仅激活了封存千年的篆、隶古文字,涌现出许多擅长篆、隶的大书家,而且也成就了一大批集收藏、鉴赏、考据、古文字研究和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吴大澂即是其中之一。
  我们这里欣赏到的南京博物院所藏秦铜权篆书轴临作(见图)即是他临写私藏的几件古器铭文。
  此轴为纸本,纵178厘米,横95.1厘米,款附题注数语,兼评铭文风格,款下钤“吴大澂印”、愙斋”朱、白文印一对。从书法风格判断,此轴应系作者中年之后所作。吴大澂幼年能篆,初学唐李阳冰,颇得时评。中年以后,随着金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篆书从斯、冰小篆迈向三代金文,笔意更加丰富,并开创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此轴正是他成熟风格的表现:形体方正,笔法严谨持重,中锋涩进,笔画具有很强的刚性特质。此作在篆法上也异于秦篆常态,不求上紧下松的挺拔飘逸,笔画粗细匀称,空间排布均匀,转折圆中见方,转笔处多用方折,形似入印用的缪篆。就体式而言,此作似乎更接近于汉代篆书,具有敦厚、坚挺之感。尽管我们未见到这件铜权铭文的原貌,但从后面题注数语可以得知,此作应该属于实临,是基本忠实于原貌的。他说“(此作)刻文遒劲,开汉京勒铭之风气”,说明这件铜器铭文的书写风格是很接近“汉京勒铭”的,而这种“汉京勒铭”的艺术风格正是他的成熟风格表现。
  吴大澂一生好古,个人收藏极为丰富,对三代金文、秦汉勒铭都有广泛的研究,且造诣精深,但作如此实临并不多见。相反,他摹写的前秦文字多有“不似”之处。例如,他临写的石鼓、西周钟鼎及各种铭文往往是经过“改良”、“匡正”后的形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始终把古文字考释与研究作为终极目标。据说,他在考释文字方面多有创见,尤能审释古文奇字。他为此付出毕生精力,就是试图整理出一套类似后世于右任“标准草书”之类的“标准篆书”(姑且如此称谓)。他篆法严谨,正是基于大量搜集、整理、考释的基础之上。他将各种金文字形实行规范统一,以达到“标准”、“易识”的目的;在“美观”方面,则推崇汉代篆书的敦厚、方正体例,融小篆笔法和大篆造型于一体,剔除所谓锈蚀斑驳的金石气,使笔画光洁、瘦硬,给人一种精确、严肃而有秩序的感受。这也正是他格外赏识此件秦铜权铭文并作实临的直接原因。
  吴大澂对于古文字研究的热情几近痴迷,对自己的篆书水平也相当自负,以至于日常书写的手札、书信竟也使用大篆、古文书写,可谓士林一奇。更有甚者,光绪十一年(1885),他奉旨参与勘定吉林一带的中、俄边界,竟然在界碑铜柱上作篆字铭文,成为一时热谈话题。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他要利用一切机会“推销”自己的“标准篆书”罢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吴大澂虽然以篆书名世,其行书亦能自成一格。此书轴后两行的行书款识数字,丝毫不逊色于正文篆书,写得天骨开张,气势夺人,似得力于李北海、黄山谷二家,碑意突出,且自然生动,不似篆书整饬过度。
  总之,吴大澂一生好古、学古,矢志不渝,晚年仕途受挫,隐居乡里,专门从事金石学研究。他的一生在古文字研究领域成就斐然,著述甚丰,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古籀补》、《恒轩吉金录》、《权衡度量考》等行世。《清史稿》卷四百五十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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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临秦铜权篆书轴》纸本篆书 178×85.2cm 南京博物院藏
  此件篆法谨严、笔致挺秀。款署“愙斋吴大澂”。下钤白文“吴大澂印”、“愙斋”两方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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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注:吴大澂于1862年在上海避难时,应李嘉福之嘱,在晚明吴门女画家文俶所画扇面的背面上用玉筯篆书写的文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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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1866年为吴云所著《虢季子白盘铭考》题耑
吴大澂的篆书
          我们今天能见到最早的吴大澂的篆书,大概是他在咸丰五年(1855)为其外祖父韩崇(字履卿,1783-1860)所编印的《三节合编》题写的书名和牌记“咸丰五年正月宝铁斋韩氏刊”。此时,吴大澂年仅21岁。韩崇出身苏州世家,兄韩崶(1758-1834)官至兵部尚书,他本人曾任山东雒口批验所大使。韩崇喜收藏,在当时的收藏界和金石学研究圈甚是活跃。从韩崇命年轻的吴大澂为自己编印的书籍题写书名来看,他对这位外孙十分欣赏。这一书名和牌记的字用的是缪篆,这种篆书在古代多用于刻印,因为要均匀地填满方形的印面,形体平方匀整,笔画屈曲缠绕。吴大澂书写这种篆书,很可能与他早年学习刻印有关。吴大澂何时开始治印,史料阙如。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吴大澂流寓上海,在残存的吴大澂咸丰十一年(1861)七十多天的日记中,有很多为人刻印的记载,说明此时他已经研习篆刻多年并在友朋圈中有了名声。所以,吴大澂最初接触篆书,很可能是从刻印开始。缪篆的设计成分重于书写,吴大澂题写的书名被均匀地安排在特定的空间中,看不出多少结字和运笔的功力。
  也就在为外祖父题写书名的次年,亦即咸丰六年(1856),吴大澂成为陈奂(字倬云,号硕甫,1786-1863)的学生,《愙斋自订年谱》咸丰六年条云:“陈硕甫先生教以段注《说文》,每日读二三十页,因就问业焉。”这对他日后研究和书写篆书至关重要。陈奂是乾嘉时期研究《说文解字》最重要的学者段玉裁(1735-1815)的入室弟子。段玉裁虽为金坛人,但晚年一直住在苏州,加之苏州自晚明以来一直有研究《说文解字》的传统,使得中晚清的苏州成为研究文字学的重镇。《说文解字》的篆书基本是小篆,吴大澂师从陈奂后,十多年中的篆书作品多在小篆系统,他的玉筯篆也不例外。玉筯篆的特点是,书写时用笔无轻重变化,线条粗细均一,竖笔无垂脚,结字修长。人们通常把秦代李斯、唐代李阳冰的石刻作为玉筯篆的典范。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吴大澂较早的玉筯篆,是1862年他在上海避难时,应李嘉福(笙鱼,1829-1894)之嘱,在一张晚明吴门女画家文俶(1595-1634)所画扇面的背面上用玉筯篆书写的文俶小传。此时,吴大澂师从陈奂研究《说文解字》已有六年,对小篆系统的文字已经相当熟悉。此作总的来说用笔流畅,结字工稳。但也有少数字的结体稍欠安妥,或因在扇面上作篆书不易所致。
  吴大澂更为成熟的玉筯篆见于他1866年为吴云所著《虢季子白盘铭考》题耑。这一书名写得十分精彩,笔画转向时,线条保持粗细一致,收笔处没有加重后出锋,结字和用笔都非常均匀流畅。吴大澂的这种玉筯篆书风一直延续到1870年左右。1870年春,吴大澂在湖北入李鸿章幕,并随李鸿章的淮军入陕,在华山的莲花峰留下了两个大字“莲峰”,也是标准的玉筯篆。
  不过,前此数年,吴大澂就已在书写玉筯篆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探索。如作于1867年《节录徐鼎臣说文解字叙一则》篆书条屏,就带有清代中期的篆书大家邓石如(1743-1805)书风,只是显得有些生硬,不够成熟。
  今天我们能见到吴大澂的篆书,作于1869年(己巳)的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又以扇面和对联居多。在此前一年(1868),吴大澂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可是他在京师并未久留,八月告假回苏。在他次年(1869)的日记中,记载了不少书法活动:如五月初四日:“写篆书扇二、条幅一、篆书对三、行书对三。予向不作行书对,是日见对纸四联,系亲戚从上海寄来者,心厌其多,以行书杂之,字多草率,殊愧程子‘即此是学’一语。”同月初五日:“画扇二柄、写篆书扇面三、写篆书对三。近来索书扇对者,愈积愈多,延搁日久,亲友未免见怪。因定每日早晚必书数件,以当陶公运甓之意。”类似的书写篆书扇对的记载在同年的其他月份的记载中也不少。如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记载:“写对五副、条幅一纸”;同月二十七日:“写对十余副、条幅二纸”。同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都有“灯下写篆书条幅”的记载。上述记载说明,吴大澂为人所作书,多用篆字。偶尔作行书联,还会为自己的草率而感惭愧。
  存世己巳年(1869)款的作品说明,吴大澂所作邓石如书风的篆字已相当成熟。如在这一年的暮春为镜如所书篆书对联,起笔不再藏锋逆入,而是有一从上向下的运笔动作,起笔的分量加重,转折处不再像玉筯篆那样均匀地行笔,而出现了方折的转向,并有了粗细的变化。这就充分利用了毛笔本身的弹性,在点画圆实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书写的节奏感,减少了玉筯篆的装饰性。这种运笔方法正是邓石如对小篆书法的贡献。
  在下一年(庚午,1870)为友人、苏州文物商徐熙所书的对联中,起笔明显地加重,书写横画先下压,形成方折的锐角,点画的粗细变化明显,增加了运笔的韵律。我们不妨将此联中的“对”字和为吴云的《虢季子白盘铭考》封面所书玉筯篆相比,不难看出两者在用笔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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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注:吴大澂于华山莲花峰题“莲峰”)
  在吴大澂生活的时代,邓石如的影响非常大,吴大澂及其友人经常提到这位“完白山人”。在吴大澂的前辈中,更有一位邓派篆书的代表人物吴熙载(1799-1870),他是吴大澂老师吴云(1811-1883)的好友。吴大澂有一方“吴大澂”白文小印,结字、刀法很像吴熙载的印风。指出这些,并不是说,吴大澂直接地受到了吴熙载的影响,而是要说明,在吴大澂的时代,玉筯篆并不如邓石如的篆书那样流行,吴大澂有很多机会见到邓石如和吴熙载这一流派的篆书。
  但是,吴大澂对篆书的兴趣很快地转向了金文。1870年腊月,吴大澂回到北京翰林院,次年参加考试,顺利通过,列一等第三,授职编修。也就在北京翰林院任职期间,吴大澂开始收集吉金文字。他曾这样地自述:“余弱冠喜习绘事,不能工。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有所见辄手摹之,或图其形存于箧。积久得百数十器,遂付剞劂氏,拟分为二集,以所见、所藏标其目,略仿《长安获古编》例,而不为一家言。其不注某氏器者,皆潘伯寅师所藏。此同治壬申(1872)、癸酉(1873)间所刻也。”(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序。顾廷龙先生撰《吴愙斋先生年谱》,根据序中所说“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因此将吴大澂开始喜好吉金文字的时间订于1868年吴大澂被任命为翰林庶吉士的时间。但吴大澂这一年在京师逗留时间甚短,而在1871年初返回北京任职翰林院前,鲜有收藏吉金的记录。潘祖荫在为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所撰叙中说:“同治辛未、壬申间官农曹,以所得俸入尽以购彝器及书。彼时日相商榷者,则清卿姻丈、廉生太史、香涛中丞、周孟伯丈、胡石查大令,无日不以考订为事,得一器必相传观,致足乐也。忽忽十余年矣。”可知,潘祖荫开始有规模地收藏青铜器在1871至1872年间,吴大澂开始关注吉金文字似乎也在此时。)
  吴大澂在入仕以前,已有机会接触到青铜器。吴大澂少年时是在外祖父韩崇的影响下走上金石收藏和研究的道路的,但是从韩崇编撰的《宝铁斋金石跋尾》不难发现,韩崇的收藏以石刻文字为主,吉金极少。吴大澂的老师吴云,是晚清重要的青铜器收藏家。但是,吴大澂在任职翰林院之前,或在上海避难,或是忙于准备科举考试,本人并没有机会和财力来收藏吉金文字。入仕之后,吴大澂有了稳定的收入,虽说京官俸禄不高,但是尚有余力购买些小件的青铜器。
  而此时的北京,吴大澂的同乡、时任户部左侍郎的潘祖荫(1830-1890)正在广收青铜器,并编辑《攀古楼彝器款识》。由于吴大澂擅长绘图和篆书,潘祖荫嘱吴大澂为之绘图摹款,然后刻版刷印。在苏州博物馆藏顾廷抄录的《潘文勤公致吴愙斋书札》中,就可以看到潘祖荫多次请吴大澂绘图摹款。如潘祖荫在1872年致吴大澂的信中说,“摹刻款识及图,吾弟既肯俯任其事,固妙矣。但明年执事必有试差、学差,谁肯继其役耶?”
  由于吴大澂有坚实的玉筯篆功夫,所以他在摹金文时,结体准确,用笔肯定流畅。正是广泛地观览青铜器拓片,摹写铭文,并得以时时观摩吉金原器,吴大澂对篆书的兴趣转向大篆书法。不过,吴大澂还是经常书写小篆,如1872年十一月应潘祖荫之邀跋其所藏沙南侯获碑拓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写的依然是结字瘦长的小篆。
  1873年,吴大澂出任陕西学政。俸禄之外,另有养廉银、出棚费、结余的公费等,收入大增,陕西周代青铜器出土最多,吴大澂开始大规模地收藏青铜器、汉瓦、碑拓等,他在继续书写小篆的同时,对大篆系统的文字和其他出土文字也多有留意。光绪元年(1875)吴大澂在致陈介祺信提到汉瓦当:“其一种朴茂之气则不可模仿,即无字,各种神妙变化,一圈一点皆与古籀相通,尝论篆法当以汉画像参之,画法当以钟鼎文参之,皆可骎骎入古。”[注:吴大澂,《吴愙斋(大澂)尺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页53。]在同年致陈介祺的另一通信札中,吴大澂说:“所寄秦金石拓并素册五十六幅,斯相书如此富有,前人所未见。展玩十余日,自觉篆书亦稍进。”从这两通信札来看,在1870年代,吴大澂虽以商周金文为主要的临摹对象,但也广泛地从秦诏版文字、甚至汉瓦文字和图案中汲取营养。
  吴大澂在光绪二年(1876)五月四日致陈介祺的信中说:“藏器之精、笔墨之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非好之,真不知拓之贵,亦不知精拓之难。大澂寝馈其中,近于古文字,大有领会。窃谓李阳冰坐卧于碧落碑下,殊为可笑。完白山人亦仅得力于汉碑额而未窥籀斯之藩。大约商周盛时,文字多雄浑,能敛能散,不拘一格。世风渐薄,则渐趋于柔媚。”在吴大澂看来,商周金文雄浑且收放自如,高于小篆,而邓石如虽为一代篆书大家,“亦仅得力于汉碑额而未窥籀斯之藩”。这正是吴大澂专攻大篆的审美观念基础。
  1876年吴大澂从陕甘学政卸任,次年返回京师,此时他的大篆书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潘祖荫在1877-1878年致吴大澂信札中多通信札中,对吴大澂的大篆书法推崇备至,如:“释文大篆精妙无比,頫首下拜。必传,必传。吾不能也。”“手书已装一册,来时可题之。以中多考证,且近来大篆,国朝无及之者也。阁下大篆,在荄甫、益甫之上,而赵、胡又在李少温之上,若农则在少温之次矣。”“吾弟近来篆书,迥然时人所能梦见。寿卿云,钟鼎文字,以王朝书为最。兄以为鲁国尚有王朝遗意,而略逊之。今吾弟篆书直是春秋时王朝也。本朝二百年,篆书无及之者,盖皆不用功于款识中求之耳。”潘祖荫还在与其他的友人的信札中对吴大澂的大篆书法大加揄扬。如在致吴云的信中这样写道:“清卿大篆之工,国朝二百年无及之者,可传无疑。至篆隶一道,前明已绝,至不足道。近人如何子贞辈皆郭林宗一囗中,清卿造诣至此,真奇才也。”
  佩服之余,潘祖荫放下身段,虚心向吴大澂请教如何书写大篆。他连发三信向吴大澂询问:“兄欲学大篆,当从何入手为是?”“大篆应从何入手?便中示及,好学之意甚殷,其如岁莫何其又无暇也。”“吾弟从前作篆从何入手?若始作篆而即从钟鼎临摹,似难措手也。散盘曾临百本,能临一本见惠乎?”不久,吴大澂将自己所临散氏盘送给潘祖荫,潘祖荫在致吴大澂信札中说:“惠临散盘,感谢,感谢。”散氏盘铭文长达三百余字,以三日临一通的话,临百通也要历时一年左右,可见吴大澂此时已经在大篆上下过很多功夫。[注:吴大澂一直临《散氏盘》。如他在1886年五月在吉林时,曾临一通。苏州图书馆藏有吴大澂在光绪丁亥除夕(公元1888年初)所临散盘一通。在近年的拍卖市场上,不时能见到吴大澂所临《散氏盘》铭文,可知他一直用心《散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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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注:1869年暮春,吴大澂为镜如所书篆书对联,为邓石如书风的篆字。)
  本文在一开始便援引了顾廷龙先生对吴大澂篆书发展的简要概括:“写字则初作玉筯体,后学杨沂孙,再作金文。”行文至此,尚未对“后学杨沂孙”作一分析。关于杨沂孙(1813-1881)和吴大澂篆书的关系,今人喜欢引用以下几条材料。其一,《愙斋自订年谱》所记,光绪三年(1877)三月“游虞山访杨咏春先生沂孙,纵谈古籀文之学。先生劝余专学大篆,可一振汉唐以后篆学委靡之习。”其二,吴大澂曾在光绪四年十一月临杨沂孙《说文建首》。其三,在同年十二月,临杨沂孙篆书《夏小正》,并作跋曰:“常熟杨咏春先生所书《夏小正》,参用大篆,意趣古雅,与俗书不同。安圃同年屡索拙书,临此奉赠,时余将有大梁之行,藉以留别。”这些资料说明两点:其一,在吴大澂已经摹写、临习、研究大篆数年并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杨沂孙鼓励吴大澂专攻大篆,以期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其二,杨沂孙的篆书参用大小篆,给予吴大澂启发。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吴大澂和杨沂孙的传世作品入手来观察两者的关系,便可仔细地区分两者的似与不似。先谈两者似的一面。杨沂孙的有些作品虽参用大篆,但以书体的基本形态而言,应该归入小篆书法。虽然杨沂孙鼓励吴大澂专攻大篆,但是,吴大澂在专注大篆之后,从未中断过小篆的书写,今天还有不少在1880年以后书写的小篆书法存世。和1860年代的作品相比,吴大澂拜访杨沂孙以后,有些小篆作品确实可以见到他的影响。在1860年代,吴大澂的作品结字修长,宝盖头和类似木的撇捺的写法,通常下垂,类似竖画。而杨沂孙的篆书则偏方圆,写宝盖头、和类似木的撇捺时,由上向下外撇,角度相当大。吴大澂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说文解字建首》就和1860年代的小篆不同了,虽说用笔和杨沂孙并不完全相同,但结字偏方扁圆,确实可见杨沂孙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的不似。杨沂孙常用颤笔,笔画的边缘并不整齐,这在他的名作《说文部首》和《在昔篇》中都相当的明显。而吴大澂篆书的笔画,从他写玉筯篆时起,就很光洁,不刻意以颤抖来追求古朴。吴大澂曾长期临《散氏盘》,《散氏盘》铭文的笔画是不光洁的,即便如此,吴大澂在写《散氏盘》一路的大篆时,笔画会稍有颤动,造成点画的边缘不是很光洁,但颤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杨沂孙用笔显得多变和活泼,而吴大澂的篆书则圆润、简静、清穆。
  需要指出的是,吴大澂的篆书面貌很多,有时在同一时期书写的篆书,也会出现不同的风格。这是因为商周金文的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年左右,加上地域的差别,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风本来就多种多样。潘祖荫在1878年左右致吴大澂的一通信札中,有专论金文书风的一段文字值得我们重视:“散盘奇崛,南鼎古质,自在石鼓上。毛公鼎中和之品。左珩右璜约是中兴以后之书也,(颂史颂之类,皆是文极渐弱时,其在将及春秋乎?趩尊、师遽尊亦是同时)以为如何?楚书雄而齐书霸,鲁书近周而散漫,较之小国之书,自远甚。(惜晋器不见,必有可观。)”潘祖荫对商周金文书风的概括说明,当时一些学者在研究青铜器铭文时,也已注意到其时代和地域书风的差异。而在小篆的领域,在吴大澂之前和同时代,有很多书法家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小篆风格。所以,无论是大篆还是小篆,吴大澂可以临摹和借鉴的对象都是非常广泛的。存世的吴大澂篆书作品,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为陈介祺所书的对联,以体势而论是小篆,但糅入了汉砖和汉铜镜铭文的一些方折的特点。而他在1886年吉林勘界时在中俄边境所立铜柱书写的铭文则是散盘风格,古朴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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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注:1870年,吴大澂为友人、苏州文物商徐熙所书的对联。)
  此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影印的吴大澂篆书《孝经》和《论语》,作于1885至1886年。《孝经》册页于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完成,由同文书局石印出版。也就在吴大澂将大篆《孝经》交付同文书局石印不久,他在六月初六日写信给他的至交、吴云的儿子吴承潞(广庵,1835-1898),说他正在等着前往吉林和俄国官员会勘边界的启程日期,“因此不能他往,在津静候,公牍甚简,专心大篆之学,三十年来从无此嫥壹,自疑所诣突过完白山人矣。”七年前,潘祖荫就已认为吴大澂的篆书已经超过了前辈完白山人邓石如,不过那是师友的赞誉。而1885年吴大澂的自评说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吴大澂对自己在大篆方面的造诣已经相当自信。
  在完成了《孝经》之后,吴大澂开始书写大篆《论语》。这本册页始于他赴吉林和俄国官员勘界之前的1885年七月,得空时便每日写十余行。由于许慎的《说文解字》引用了汉代壁中所出古文《论语》,所以吴大澂的篆书《论语》还附录了《说文解字》所引《论语》,因此,它并不是一本简单的篆书书法集,也和文字学相关。
  同文书局石印出版的《论语》,书牌记为光绪十一年(1885),而实际的完成日期却是光绪十二年初(1886)。存世的吴大澂于光绪十二年二月四日致尹元鼐(伯圜,卒于1892年)的信札有如下文字:“伯圜大兄阁下,别后半月有余。途中书《论语》十四叶,后序二叶,已函寄上海补印。又将《说文》所引《论语》三十六条,间有辨正之处,附录于篆文《论语》之后,约计此书月内必可印齐矣。”
  吴大澂的大篆《孝经》、《论语》是他自认为“所诣突过完白山人”时期的作品,交同文书局石印出版,当是认为这两件作品可以传世。今天看来,这两件作品的书写时间仅隔数月,但风格上已略有差异,但整饬谨严、庄重典雅的气息却是一致的。
  1886年,吴大澂在吉林和俄国官员勘界完毕后不久,被任命为广东巡抚,次年(1887)二月到任。此时的吴大澂在书法上的兴趣已经转向黄庭坚的行书。此后,吴大澂的收藏兴趣也转向没有铭文的古玉。1890年,吴大澂因丧母在苏州守制两年多,在此期间,他花了很多精力在绘画上,留下了不少画作。虽然他从未间断过书写篆书,但不似从前那样专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主动请缨率湘军出关,在东北和日军作战。战败后,回到湖南。那一年六月,吴大澂用小篆撰写了《敕封广济宣威灵感真人李公庙碑》、《宋周真人庙碑》,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他在健康状态下撰写的最晚的篆书作品,笔力仍然相当挺拔劲健。
  乙未秋,吴大澂罢官回籍。在故乡他虽和友人以书画诗酒自娱,但壮志未酬、身败名裂的苦闷可想而知。丙申年(1896)正月,吴大澂右臂受风,不能举。吴大澂的篆书向以精准著称,从此一去不复返。其姪吴讷士在丙申岁末(1897年初)为人书对联一副,联句的两侧有吴大澂的跋语:“蓉伯表弟大人属讷士姪书此联句,见者多疑为拙作。然病后腕弱,鄙人已无此笔力矣。书此以誌喜。丙申除夕,天意欲雪,未知能慰三农之望否?”此后,吴大澂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在农历的下一年(丁酉,1897)七月,吴大澂勉力为积余临金文三种,点画粗细不一,满纸衰飒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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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注:吴大澂书于1887年的《说文解字建首》)
  在清代的书法史上,吴大澂的大篆独树一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吴大澂之前,也有书家好写大篆,如清初的傅山(1607-1685)写大篆,多取传世字书中的古文加以发挥,虽然恣肆豪放,但颇多臆造成分;晚清书法大家何绍基(1799-1873)间有大篆书作,但刻意以颤笔追求青铜器铭文剥蚀的效果,多少显得做作。而吴大澂生活在收藏和研究商周青铜器最为活跃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主要青铜器收藏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好的学术交流关系,拓片制作的水平也空前提高,大规模地制作和交换青铜器铭文拓片,使得吴大澂得以见到大量的青铜器铭文和其他各种出土文字的拓片,为他研习篆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上早年书写玉筯篆和多年研究文字学的经验,吴大澂创造出古雅清穆的大篆书风。他的两位幕僚吴昌硕(1844-1927)和黄士陵(1849-1909),也都以大篆入书入印,将晚清书写大篆的风气延续至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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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行书致徐熙二十六札》 之一 上海朵云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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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行书致徐熙二十六札》 之二 上海朵云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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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行书致徐熙二十六札》 之三 上海朵云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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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行书致徐熙二十六札》 之五 上海朵云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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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篆书八言联》 洒金笺,164×30.5cm×2
释文:灌以宝澜灼之智巨,著在吟讽缄彼缇湘。 
款 识:陶如贤内阮属,吴大澂。 
钤印:吴大澂印(白文)、愙斋(白文)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春艺术品拍卖会《近三百年名家楹联墨迹选集》专场 
估 价:16,000-26,000(元) 
成交价:16,500(元) 
拍卖日期:200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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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篆书五言联》 描金绢本,87.5×22cm×2
释文:表直景无枉,衡端理乃平。 
款 识: 迪甫大兄大人正篆,清卿弟吴大澂。 
钤印:大澂私印(白文)、吴清卿(半朱文半白文)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春艺术品拍卖会《近三百年名家楹联墨迹选集》专场 
估 价:12,000-22,000(元) 
成交价:27,500(元) 
拍卖日期:200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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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篆书七言联》 团花纸本,1869年作 124.5×28.5cm×2
释文:两地但容明月共,一官争到此心清。 
款 识:镜如仁兄大人相别数年,今来武林,适兄以事晋省忽忽叙晤,又将返櫂。书此奉赠即请雅正。己巳暮春清卿弟吴大澂篆。 
钤印:吴大澂印(白文)、戊辰翰林(朱文)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春艺术品拍卖会《近三百年名家楹联墨迹选集》专场 
估 价:16,000-26,000(元) 
成交价:46,200(元) 
拍卖日期:200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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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从善有怀八言联》篆书 169.4×35×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從善如登猷仞不及。有懷若谷能自得師。(篆書)。愙齋吳大澂。(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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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澂《集石鼓文树古水流八言联》篆书 175.5×31.5cm×2 同治八年(1869)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释文:树古禽鸣时逢佳处,水流花放大有天真。己巳初夏集石鼓文字题艺圃池上。清卿吴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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