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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珍妃和她的老师文廷式  

2016-10-12 16:23:40|  分类: 清朝各界名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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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廷式(1856~1904),近代词人、学者、维新派思想家。字道希(亦作道羲、道溪),号云阁(亦作芸阁),别号纯常子、罗霄山人、芗德。江西萍乡人。出生于广东潮州,少长岭南,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榜眼。1898年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1904年逝世于萍乡。
个人履历
           光绪初,在广州将军长善幕中,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二人即长叙之子,瑾妃、珍妃胞兄)交游甚密。光绪十六年(1890),成进士,授编修。二十年大考,光绪帝亲拔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文廷式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同龢)门六子”,是帝党重要人物。中日甲午战争,他力主抗击,上疏请罢慈禧生日“庆典”、召恭亲王参大政;奏劾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谏阻和议,以为“辱国病民,莫此为甚”。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与陈炽等出面赞助康有为,倡立强学会于北京。次年二月,遭李鸿章姻亲御史杨崇伊参劾,被革职驱逐出京。这一时期,文廷式益潜心时务,其《琴风余谭》、《闻尘偶记》,记甲午、乙未间时事、人物,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革职归里后,撰有《罗霄山人醉语》,痛感“中国积弊极深”、“命在旦夕”,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鼓吹“君民共主”,倾向变法,但又以为不可急切从事。戊戌政变后,清廷密电访拿,遂出走日本。二十六年(1900)夏回国,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沪上名流,参加唐才常在张园召开的“国会”。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复下令“严拿”。此后数年,文廷式往来萍乡与上海、南京、长沙之间,沉伤憔悴,寄情文酒,以佛学自遣,同时从事著述。这时期所著杂记《纯常子枝语》40卷,是其平生精力所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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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平
       文廷式15岁学词,晚年自言"三十年来,涉猎百家","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他批评浙派“以玉田(张炎)为宗”,“意旨枯寂,后人继之”,“以二窗(吴文英号梦窗、周密号草窗)为祖祢,视辛(弃疾)刘(过)若仇雠”,尤为“巨谬”(《云起轩词钞序》)。他曾谓“百年词派属常州”(《缪小山前辈张季直修撰郑苏龛同年招饮吴园别后却寄》诗其三)。他强调比兴寄托,推尊词体,与常州词派相近,但又不为所囿,曾批评常州派推崇的词人周邦彦“柔靡特甚,虽极工致,而风人之旨尚微”(《纯常子枝语》卷十一)。
个人成就
         文廷式词存150余首,大部分是中年以后的作品,感时忧世,沉痛悲哀。其〔高阳台〕“灵鹊填河”、〔风流子〕“倦书抛短枕”等,于慨叹国势衰颓中,还流露出对慈禧专权的不满,对当道大臣误国的愤慨。他如〔木兰花慢〕"听秦淮落叶"抒写男儿请缨,挥剑龙庭的壮怀,〔翠楼吟〕《闻德占胶州湾而作》以三国时的陈登自比,寄托其报国救世之志,都激荡着爱国的豪情。晚期词作,飘零之感与忧时之情交织,出尘避世的情绪日趋明显。〔清平乐〕“春人婀娜”,更曲折地表明了他不想参加反清革命的态度。文廷式的一些艳词,风格接近花间词风;其抚时感事,言志抒怀之作,则以苏轼、辛弃疾为宗,或慷慨激越、抑郁幽愤,或神思飘逸、清远旷朗,大都借景言情,托物咏志,兼有豪放俊迈,婉约深微的特点。〔祝英台近〕"翦鲛绡"、〔摸鱼儿〕"恁啼鹃苦催春去"、〔永遇乐〕“落日幽州”、〔鹧鸪天〕“万感中年不自由”、〔鹧鸪天〕“璧满花秾世已更”、〔水龙吟〕“落花飞絮茫茫”诸作,都被誉为神似东坡、逼肖稼轩之作。在近代词坛上,文廷式词自成一家,朱孝臧称其"拔戟异军成特起","兀傲故难双"(《彊村语业》卷三)。
         文廷式词,有门人徐乃昌刊本《云起轩词钞》和江宁王氏娱生轩影印家藏手稿本,龙榆生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后出,并附录《文芸阁先生词话》等。其词尚有散见者,〔卜算子〕“午枕怯轻寒”见于夏敬观《吷庵词话》,〔金缕曲〕“生小瑶宫住”见于郭则澐《清词玉屑》。
       藏书甚富,校本、抄本极多,曾藏有《永乐大典》10数册、彭兆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手稿、《范石湖诗集》、《素问释义》、《四书考典》等10数种罕见之册。藏书楼有“思简楼”、“知过轩”、“云起轩”等,编撰有《知过轩目录》,著录图书2 654种。著《云起轩词抄》、《文道希先生遗诗》、《云起轩文录》、《纯常子枝语》、《闻尘偶记》、《春秋学术考》等5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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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8月14日,当八国联军即将攻陷北京城之际,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逃离了北京。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失去了他最心爱的女人珍妃。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哀伤之中的光绪皇帝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永巷思量百事哀,阿兄尚谪戍轮台。萍乡流落江湖志,孤负当年问字来。”诗中第一句里的“永巷”是珍妃进宫之前住过的地方,珍妃的死使光绪感到了万念俱灰的痛楚,而第三句里的“萍乡”则是指珍妃的老师江西萍乡人文廷式。
        1898年是珍妃进宫之后的第10个年头。这一年的春天,当立志中兴国运的光绪皇帝正准备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候,一心支持他推行新政的珍妃由于在帮助一位官员进行职位升迁时走漏了风声,被慈禧抓住了把柄,因而受到了慈禧严厉的惩罚。慈禧当时就对光绪说:珍妃你不管我可要管了。光绪知道事情不好,就告退了。之后慈禧就下令对珍妃“赤衣廷杖”,就是裸体打棍子,而且打得很重。但这件事情在正史中没有记载,那是怎么被后人了解到的呢?原来,恰好在这一天,珍妃请御医来看病,有脉案诊断:有惊吓,肌肉颤动,呼吸急促。于是御医给她开了药。
         珍妃为自己一时的不慎付出了代价,而此时的光绪皇帝也正面临着他人生中最严峻的一次挑战。1898年4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维新,然而,这场希望改变中国命运的变法仅仅持续了不到4个月便被慈禧推翻了,光绪随即被软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珍妃也遭到了囚禁。慈禧发动政变后,立即在北京大肆抓捕维新派人士。清兵在搜查康有为的住所时,发现了文廷式的一封关于维新变法的长信,已经被罢回乡的文廷式居然与京城的维新派遥相呼应,盛怒之下的慈禧亲自下达了抓到文廷式后就地正法的通缉令。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后来成了光绪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史书中对于文廷式身世的记载非常之少,文廷式的身上到底留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文廷式的先祖是文天祥
    一份文式族谱的出现,使曾经身世模糊不清的文廷式开始真实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原来,文廷式的先祖正是中国人所熟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而他的祖父也是一位战死在沙场上的武将,戎马一生,战死时手中仍然紧握宝剑。1856年,文廷式出生在了这个传承忠烈血性的文氏家族里。长大以后,文廷式把祖父生前使用过的那把宝剑悬挂在自己的书房里,他一生最大的志向就是能够像先辈一样仗剑报国。青年时期,文廷式到广州求学,由于自己的父亲与当时的广州将军长善是至交,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会去长善家。
    当时,长善家住着他的两个侄女,分别是三四岁的珍儿和五六岁的瑾儿。文廷式经常会教她们一些东西,例如读诗、写字,这些历史上都有记载。长善家是满族,清代满族家庭中女孩子的地位很高,因为大清皇帝的妃子要从全国各地的所有满人家庭中挑选,所以家里都会给这些女孩子最好的教育。1888年,文廷式进京参加顺天乡试,这一年,他的学生珍儿和瑾儿也来到了北京,她们同样面临着一场考试。
    这一年的春天,经过层层选拔,5名满族女子成了光绪皇帝挑选后妃的最后人选,珍儿和瑾儿也在其中。在慈禧的胁迫下,光绪把象征后位的玉如意交给了隆裕,而珍儿和瑾儿则成了光绪的嫔妃。机遇似乎降临在了这两名天真的少女身上,但是对珍妃来说,这却是她不幸人生的开始。
    由于进宫之后一直受到光绪的专宠,珍妃不可避免地得罪了慈禧,这也正是她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所在。珍妃是一个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人。1890年,她的老师文廷式虽然考中了当年的进士,但却只获得了翰林院的一个七品小官。此时,身处后宫的珍妃为自己的老师感到焦急,她向光绪推荐了文廷式,为此,光绪皇帝特地举行了一场中断了近20年的翰詹大考,直接从翰林院中选拔人才。在这次大考中,文廷式被光绪亲拔为第一名并升任翰林院四品侍读学士,从此,文廷式开始接近了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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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二人结局凄凉
    而后来文廷式之所以会被历史湮没,与他在那个时代里特殊的人生境遇有着必然的联系。1894年初夏,甲午海战一触即发之际,慈禧却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为自己操办60岁生日庆典,此时,文廷式不顾个人利害,第一个上书提出停办慈禧生日大庆。据说,恼怒之中的慈禧说出了“谁让我一时不高兴,我就要让他一辈子不高兴”。
      甲午海战失败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准备割地赔款,这无异于投降。而文廷式则支持以光绪皇帝为首的革新派拒降的主张,他向光绪提出了拒和、迁都、抗战的建议。当保守派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北京后,文廷式把条约的内容透露给了康有为等人,并鼓舞在京参加会考的举人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紧接着,文廷式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积极支持变法维新运动。慈禧为了尽快斩断光绪的这条“臂膀”,便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把文廷式罢了官。虽然自珍妃进宫之后,师生二人就再也没能见过面,但是他们的师生关系却成了罢免文廷式的理由。
      正当文廷式在家乡尝试实业救国的时候,珍妃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00年,依然徘徊在农业国度的大清国再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一年的秋天,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慈禧出宫逃命之前,把珍妃从冷宫中放了出来,对她说:“洋人就要来了,我们得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性格刚烈的珍妃回答:“你可以避一避,但是皇上应该留下来维持大局。”此时,珍妃说的是慈禧最不想听到的话,她耿直的性格与当年文廷式上书呼吁停办慈禧生日是何等的相似。据说,在珍妃说完这句话后,恼怒的慈禧就立即指使太监把珍妃投入井中,这一年珍妃只有25岁。4年之后,她的老师文廷式在家乡江西萍乡忧愤去世,年仅49岁,死时手中紧握着祖父曾经使用过的那把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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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夫人的越狱行动
         龚夫人本是梁家的大太太,即清末翰林梁鼎芬的发妻,两人明媒正娶于1880年,其婚礼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有记载,龚夫人是湖南名士王先谦的外甥女,龚是父姓,李慈铭说她“美而能诗”,嫁给梁鼎芬这样的才子,本应琴瑟和调,不料在数年后,龚夫人却转投梁鼎芬的好友,另一位清末才子文廷式的怀抱。奇就奇在,龚夫人既不跟前者离婚,也不跟后者结婚,而是径自追随文廷式去了他的故乡江西,还为文廷式生了三个儿子,同时,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爱好,终生读书治史,心平气和地度过了独特而又相对平安的一生。
       因为她没有离婚也没有再婚,所以我们难以称她是梁太太或文太太,只好以龚夫人作为她唯一的名号。三茶六礼聘娶来的大家闺秀,跟随夫君的好友私奔,还为后者传宗接代,风平浪静地度过余生,这在礼教森严的晚清,恐怕是绝无仅有。尤其是,虽有夺妻之情节,梁鼎芬和文廷式却终身为友,龚夫人跟梁鼎芬也并无冲突,似乎三人之间有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上的默契。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讥讽道,“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堂,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盖三人者皆文学侍从之臣,礼教非为吾辈设也。”其中的“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即指龚夫人的情事,讥讽归讥讽,然而“礼教非为吾辈设也”倒是实话,既然当事人三方能够互谅和共存,外人也就无从置喙了。
        根据中国的婚嫁传统,文廷式当时早已使君有妇,他因教过珍妃而闻名于晚清政坛,还是清末变法的主要旗手之一,这已为众人皆知。至于梁鼎芬,笔者少年时最早是从《我的前半生》中读到这个人,他是宣统的老师,以光绪陵前植松而出名,还在光绪和隆裕的奉安大典上痛斥过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近乎辜鸿铭一流的顽固派,却怎知他的情史倒如此超前,他们这段“毁三观”的三角恋,恐怕让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也望尘莫及。旧书中多认为梁鼎芬是天阉,龚夫人因此离他而去,刘衍文考证此事不实,梁鼎芬有妾且有子女。据说文廷式于1904年去世之后,龚夫人还前去向梁鼎芬求贷,梁鼎芬“辄有所赠”,此事记载甚多,但没有确证,不过,以梁鼎芬的性情,这种事情是做得出来的,而且至少有若干附证表明,这场三角恋爱中的三方始终关系良好。龚夫人私奔后,梁鼎芬跟文廷式之间仍有多次往来酬酢,后来梁鼎芬成了张之洞的干将,居武昌时曾撰有一幅著名的对联:“零落雨中花,旧梦难寻栖凤宅;绸缪天下事,壮心销尽食鱼斋”,其中的“旧梦难寻栖凤宅”即指他跟龚夫人年轻时在北京的旧居,分明蕴含了他对这位才女发妻的忆念。
        文廷式死于1904年,梁鼎芬死于1919年,龚夫人的卒年不详,根据刘衍文的考证,应在1929年之后,她1880年结婚时约在20岁上下,所以估计是活到了古稀之年。她的儿子中有一个也喜好文墨,留下了龚夫人晚年的若干珍贵事迹。龚夫人为文廷式生子三人,但刘衍文在《终古佳人去不还》中并没有考证出三个儿子的姓名,只考证出(据《文廷式年谱》)第三子名克俭,字公直,第二子名公毅。倒是笔者今年偶然在网上发现一则文氏宗亲的寻亲启事,文中清楚罗列出了三子的姓名:
     文廷式去逝后,他的后裔曾为其立了一块花岗石墓铭,上面刻下的名字是“永誉、永谐、永诚、永谛率孙彧徨、彰循、德徵、徕徵等谨立”。四位儿子永誉是结发妻陈氏所生,其余三位均系龚夫人所出。永誉只生二位女儿,因此,四位孙子也是龚子之后。龚夫人所生的三位儿子中有一位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史学家、小说家文公直,字克俭,后两位孙子(德徵、徕徵,估计是公直之子)其一位兄名公毅,字克勤,曾为其弟的小说做过校对工作。
         根据这则墓铭,则龚夫人三子的学名应该是永谐、永诚、永谛,其永谛恐怕就是公直,即那个喜好文墨的儿子。寻亲启事跟刘衍文的考证略有不同,公直应为名,克俭应为字,否则,他二兄名公毅,他名克俭,不符合中国人的取名习惯。公直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了龚夫人晚年治史的情节,“时母方注《道德经》毕,从事于《明史正误》……”,“跟着唯一爱我的慈母读史……”,而且母子兄弟关系孝友双全,公直因被人陷害而入狱,“母慈兄友,为之向戚旧假得敝书一箧,以金餂狱吏,乃得入。直深感母兄之挚爱,一一捡而读之……”
      或许跟治史有关,龚夫人不但处事明决,而且气量恢宏,不拘小节,不然她无法在晚清宗法社会的罗网中幸存。公直曾提到,作为私生子,他的童年毕竟遭受了不可避免的歧视,“余生乃为家族所歧视。在宗法社会之高压下,历尽难言之惨苦。”只有从这句话中,我们才略微窥见了龚夫人毅然私奔之后的苦楚,在恶劣而保守的社会环境中追求爱情,养育三个私生子,并能安心治学,终老于民间,龚夫人恐怕是深谙《道德经》的精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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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廷式墓,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建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杨岐普通寺后的丹凤朝阳处。
文廷式墓,高1.8米,直径3.5米,占地面积74.69平方米。墓坐北朝南,墓云顶刻有:“文公廷式墓”五字。后碑左侧是文廷式后嗣的碑文,右侧是南昌知府沈曾植作的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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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廷式墓位于杨岐山普通寺后50米的山上,墓葬面积约50平方米,文廷式墓,高1.8米,直径3.5米,占地面积74.69平方米。墓坐北朝南,墓云顶刻有:“文公廷式墓”五字。墓前原有石碑坊,后有墓碑,高2米,宽1米,墓碑用正楷字刻“诰授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曰讲起居注官翰林侍读学士显考文公讳廷式府君之墓”,墓碑左右有石刻对联。
       墓前有石望柱二根,上刻有对联曰:“卜兆取兹方故实未湮皇览徒当补记”,“表轩终有待乡贤如接泷冈吉日更题辞”。墓后罗围中有墓碑,刻正楷字“诰授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显考文公讳廷式府君之墓。”墓左右石刻对联曰:“鸱东徙松成行,青简尚新宿草将列。”后碑左侧是文廷式后嗣的碑文,右侧是南昌知府沈曾植作的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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