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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  

2016-12-30 10:22:37|  分类: 财经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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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家驹(1909—2002),经济学家。浙江武义人。笔名钱磊。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个人经历
      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委。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全国工商联、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中国钱币》主编,民盟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1989年6④后留居美国洛杉矶。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鉴于他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民盟中央决议撤销其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职务。后回国居住在深圳,2002年9月3日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主要作品
      著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广西经济概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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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年表
1909年8月生于浙江省武义县。
1926 年17岁时考进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1931年,他是“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强烈谴责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后来在南京被捕,押回北京。北大非常学生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主席。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香港达德学院教授。
1936年千家驹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理事。
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并为《大公报》撰写社论。后回广西,在黄姚与欧阳予倩等办《广西日报》昭平版。胜利后又去香港,办《经济通讯社》,兼达德学院教授。
1945年8月13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南方总支部秘书长。
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他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
1989年6月客居美国洛杉矶。
      千家驹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对邓小平理论表示坚决拥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后由美国返回祖国,居住在深圳。
      千家驹先生住院期间和去世后,李瑞环、丁石孙、王兆国、费孝通等领导同志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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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
     社会良知
      年届80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矶的千家驹,仍如此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感受:“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恩来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
       与大多数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也逃脱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在各民主党派当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千家驹尽管是漏网的“右派”,但也少不了要为他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众斗争。那时,他甚至“决心了此残生”,跑到香山跳崖自杀,被救后又表示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 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日后他把那段生活形容为“啼笑皆非,动辄得咎”。
“文革”后情况
       “文革”过后,千家驹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分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全国政协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两会”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为大众传媒所关注。也在这时,千家驹成为颇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因为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他是一颗“明星”。
两会上敢言
      千家驹这时“出名”,因其在“两会”上“敢言”。比如,针对当时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龄五十岁、一家五口人、工资五十元”,将知识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尽致。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仍不忘当时的情形:讲了30多分钟,掌声30多次。
     千家驹当时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个人评价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在经济学上并无大量的著述,这种情况在他那一代学人中较为普遍。因此,如今在经济学界,问及千家驹的学术成就,大多不能详述之。但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有这样一句评价:“社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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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4月2日,对于经济学家千家驹来说,是一生中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题为《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在30分钟的发言中,响起31次掌声! 
  千家驹的发言,如此轰动,是由于他直言不讳,道出了人们的心里话。 
千家驹终前之谜 [转帖]
          王绵志 
       千家驹曾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民主同盟领导人,社会科学院院士,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过中央政府主管私有企业的副局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是中国特权阶层的一分子,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 
         千老一九二五年还是一个十六岁中学生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北京大学后,在刻苦钻研<资本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被大军阀张作霖逮扑,差一点遭杀头之害。一九三五年又带领北京大学学生下南京声讨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蒋介石,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五花大绑押回北京,虽然屡受挫折,而且自出狱后一直没有恢复共产党员身份,但他的革命意志仍然坚定不动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也始终追随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办报纸,参加救国会等等的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千老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员,为新中国出谋划策,之后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充满着感激和希望。 
        但是,好境不长,特别从一九五六年起,千老逐渐失望了。他努力工作、起草私有企业条例,建议开放农贸市场,被说成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和民主同盟的几个著名科学家提出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认为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而在文化革命中又打成“大叛徒”,被逼自杀,想一死了之,幸好未遂。千老不仅从自己的遭遇中,更从万千知识分子和无数平常人的受难中,看破了社会主义红尘。即使如此,当共产党自己否定了文化革命后,千老还是认为中国可能有救了,他不计自己是个有职无权的党外“花瓶”的事实,写文章,作报告,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肯定深圳特区的成绩,同时通过多次给中央最高领导写信,特别在政协会议上敢于直言,大胆批评各种腐败现象、提出改进文风,加强教育投资、改进高等学校等多种意见和建议,博到了各界的欢迎。八五、八六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两次大会发言,竟分别被赞同掌声打断十六次、三十一次之多。千老虽然因此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但平民百姓却奔走相告。 
         然而,正当他不顾年已八旬,满腔热忱投入到忙不完的工作中去的时候,一场出人意料的震惊中外的大事发生了。原来人们虽然拥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大家普遍不满意千老曾多次指出的腐败现象和专断政治,所以反腐败、要民主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竟被断为动乱、政治风波和反革命暴乱,更令中外人民不可理解的是公然将...................................(此处删除若干字,有兴趣者请参阅原文)。千老的心碎了,他彻底绝望了。他总结一生,是“从追求到幻灭”,只好远走他乡,不得不在异国的土地上度晚年了。其实,千老并没有直接介人“反革命暴乱”事件,只是给当时的广东省领导提出异义,大概官方不会动他一根毫毛的,至少暂时不会怎么样,他是用“走”作为一种无言的抗议,当然他更知道,从此之后,在生他养他的祖国大地上,不但没有“用武之地”,而且随时都有带上各种“帽子”、甚至坐牢的可能,无奈,只好作如此选择了。本来是无神论的千老,在西方世界里,皈依了佛门,拜星云大师,沉潜于法乐之中,“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共产党,这人间烦恼,请走开吧。 
       但是,再一个但是,在二00一年,大概是九或十月,具体哪一天忘记了,离千老逝世不到一年,他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大谈“三个代表”的伟大意义,当我看到年已九十二岁高龄瘦干老人在有气无力地讲述自己学习收获时,简直“目瞪口呆”了。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立时想:“会不会是千老的替身!”,但我柔了揉眼镜,仔细看,没有错。 
       千老终前是一个谜了。是又回到了起点还是言不由衷?谁能说清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访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民盟副主席千家驹教授
本刊记者 赵超燕
       刚从美国休斯顿回到北京,就赶上了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召开,街头巷尾无不谈论两会情况。在众多的与会代表发言中,人们称道最多的是千家驹政协委员的发言。听当时在场的朋友说:整个会场仿佛凝住了,所有的人都在听,连工作人员都为千家驹的发言而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发言虽仅半个小时,但掌声竟达三十一次之多。
      为了亲自聆听千家驹的精辟见解,我迫不及待地来到坐落在北京二里沟附近的国谊宾馆。千教授虽比两年前消瘦了些,精力却依然旺盛,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位《北美行》“记者”。
      我们的谈话就从教授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开始。首先我问他为什么要从物价教育和社会风气方面着手。
       千家驹说,物价是人们最关心和敏感的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粮油、肉类、鸡蛋等方面一直凭票供应。还有些怪现象:上海产的电视机在上海买不到,要托亲友在深圳购买,或在深圳付款,凭票到上海提货;有些生产资料有牌价和议价两种,议价要比牌价高好几倍。结果就出现了等外品的价格比正品价格高几倍的怪现象。由于牌价与议价的差异,以及牌价低于成本,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关系,以牌价购进各项物资,转手间以市价出售,即可获取厚利。
       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和一些不正之风的出现,究竟其原因在何处呢?千家驹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三十年来一贯采取以行政命令稳定物价的政策。这一点有识之士早已洞若观火。当然,因为物价设计千家万户,它的变化将会引起连锁反应,要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人民的承受能力。但是,为了使我国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真正地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物价非改不可,而且愈早愈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我们目前可行的办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把这笔钱省下来用于调整物价,提高职工的工资,把物价彻底放开。
       千家驹还发表了对教育的看法。他说,我们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的待遇则只有香港的五十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质工资都比抗战前降低了十分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们的教授只能排在战火连绵的柬埔寨的前面。还有,我们的中小学教师齐缺,而师范院校却是门庭冷落。不能令人理解的是现在稿费收入超过八百元的要征调节税,孰不知一部书稿的完成要比转手倒卖几件衣服多耗费的精力和为社会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种说法:知识分子要想成为万元户就得出国;北大的研究生曾因深感生活不好,出于现行经济政策的诱惑和对现在教育体制的不满,而提出去擦皮鞋的要求;某大学一校长痛心疾首地说:“古人云:斯文扫地,今日则斯文不如扫地。”这一系列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是不好似被放在了一个应有的地位?五十年代初,马寅初,邵力子等有识之士曾提出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无奈当时并未被领导人所采纳,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不是自食其果了吗?对教育的漠视,其后果之严重将远远超过人口的问题。
        有人曾问千家驹:中国今后会不会再走弯路?他认为,如果走弯路的话,将发生在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知识分子上。报复将在何时呢?报复将在我们可爱的“宝贝的一代”身上。鉴于此,千家驹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作生产投资,当作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温暖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对于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千家驹更是义愤:一些党员和国家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而我们的法制又是十分混乱。典型之一:江西一省长浪费公款数十万美金于一个女朋友身上,仅判处两年徒刑,而对于哄抢西瓜的坏分子却处以无期徒刑。这时,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目前我国在新闻方面更是卡得太死,报纸只是报喜不报忧,至今大陆没有一家民办报纸。我向千家驹谈起了某市某报曾组织当地的人民代表座谈,经记者整理见报后,该市某领导大怒,令该报组织记者持介绍信,挨门挨户收缴散发出的报纸,引起群众不满。
       针对这些问题,千家驹提出,1。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工资,使其足以养廉,同时对利用职权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者定要严惩;2。严肃法纪;3。加强监督,暂时补充法纪之不足,特别是记者要有“无冕帝王”的责任感与光荣感。
       接下来,我们又谈到此次会议和新产生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情况。
       作为几届政协委员,千家驹认为民主程度在发展,但是仅是目前的情况还远远不够。至于改革的进程,实权还是太集中,实行的还是权力分配,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地实行权力下放。
       记得一位政协委员曾说:“政协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话虽尖刻,但从力量另一方面反映了重视多党合作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经济特区情况,千家驹认为深圳的经济形式不错,海南岛的经济起飞还需五年左右。
      千家驹对《北美行》这份海外留学生刊物颇感兴趣,向我询问了它的出刊经过,并将我手头的《北美行》第三期留下,以作纪念。
         望着侃侃而谈的老人,在一串“问题太多了”的叹息声中,我见到的是一颗焦虑,未已的忙心。教授自言,“国家兴忘,匹夫有责”。悠游林泉,著书立说,安度晚年,岂不乐哉!可千家驹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我的采访结束了。然而,有个想法总在我的脑际徘徊:提起“问题”二字,稍有责任感和忧国之心的公民,都会满腹怨言。但是,经过了反右,文革,人们学回把不满放在心里。我赞叹千老的直言进谏,我感激千老的无畏。翻开历史的长卷,没有戊戌君子的鲜血,没有一带“五四”先锋,没有“四无”勇士。没有一代代仁人志士奋斗,怎会有今天的“德先生”?
       早年的容闳,詹天佑,孙中山,胡适,周恩来,鲁迅,钱学森等几代留洋学子,他们传播了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民主,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历史进程。我在想,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上一辈即将结束他们的历史使命,那么历史的新页该由谁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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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家驹痛述:追随社会主义的报应/◎ 金 钟
       最近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晚年自撰年谱,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记录一生经历与所见所闻,坦诚态度与揭露性为世所罕见。本刊主编获赠一册,特简介其精华于本文,以弘扬中国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
       中国老资格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在深圳谢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寿龄九十三岁。千家驹是中国二十世纪激进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十六岁就加入共产党,二十六岁已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和他比年龄时,才四十岁。他虽早年脱党,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随者,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党的同路人」,「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战后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费(五百元)由中共地下党负责,四九年后享有高干八级待遇。文革后中共还准备提升他为政协副主席,他谢却了这享有国家领导人荣誉的职位。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学者,却成为中共的真正的叛逆和无情的批判者,晚年撰述的个人年谱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 。
年谱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
    千家驹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后,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时我有寄《开放杂志》向他请教,有段时间,他还成为我们的订户,九五年他宣布封笔,不再为报刊写文章。大约是九九年间,我收到千家驹先生寄来的一册《千家驹自撰年谱》,深蓝色封面,十六开精装本,并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拟发表。当时,即抽空展读,未及细阅,已发现其中有非常大胆坦白之言论,并附数十帧精美彩图,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谱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拟为他作传,但见今之名人传记「类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实事求是」,记述生平与所见所闻,「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于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年谱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有逐年详录,但着墨最多的还是他与中共的关系,包括中共建国前他参与的左派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活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在桂林曾单独约见胡愈之与他,周对他说:「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因为当时他在广西非常活跃,在人们眼中「我好象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千家驹不隐晦中共对他的信任与他的左派立场,一九四五年他与前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在广西共过事,一道加入民盟。后来欧阳又加入中共,千家驹致信祝贺,欧阳回说,他的思想转变受千家驹启发不少。
指中共享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一九四九年中共当权后,千家驹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等顾问」,同时兼清华、交大教授。刘少奇所谓「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他当时在场,会后,还和市长黄敬等陪刘少奇吃饭聊天。他承认,他那时思想比刘少奇还要「左」。他说刘那次天津之行,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间,他又陪陈云去上海,「上海所有党政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们,因此,对潘汉年、杨帆「特务」案,他是不信的,他看过中共内部机密文件,该案是因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给毛的报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对中共贡献极大,罗瑞卿所说,显系诬陷。
         建国后,周恩来任命千家驹做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任局长(挂名),当家还是千家驹,负责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这个职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年谱中谈到建国初期对外资企业的处理问题,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话。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毛泽东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国一分钱,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
       千家驹写到这里,想起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的一次谈话,毛谈到外国承认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千说当时以为是笑话,原来是真的,千家驹见证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内疚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千家驹与中共关系的一次大冲击。他说,反右「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反右之后知识分子鸦雀无声,说蚂蚁比象大,也没人敢说不字了。
       年谱详述了反右中的「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毛也一清二楚,为了打击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泽东做事向来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内的左派疯狂批章罗,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吴。
      千家驹写道「吴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千家驹对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检讨,尤其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的表现。年谱中交待了他与章乃器多年的关系,他认为曾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不过,反右对他的政治批判却错了,如章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都很有见地,而且,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毛说他是「花岗岩脑袋」。千家驹说,这种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并对自己的批章行为感到「内疚之至」。
        千家驹因与华罗庚、钱伟长等五人联名发表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也被划为大毒草,结果,因他是左派,与华罗庚、童第周三人被保过关,钱与曾昭伦划为右派。一九八○年,曾、钱、章乃器都获得平反,但仍有五名右派迄今未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斌。千家驹透露,华罗庚亲自告诉他,他从美国回来,被中共追查原因,几次检查通不过,最后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才过了关。
       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卢山会议的斗争,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下去,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情。年谱中透露,中共内部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这是从未见过的保密资料,笔者由此想到,邓小平对外国人说「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完全是骗人的大话,每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级党委保险柜里,从来都有绝密档案。
看透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本质
      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驹对共产党从质疑、不满走向彻底的幻灭。首先他从一个博古通今知识分子的立场,洞悉文革的荒谬性。他说,文革「把中国自有书契以来的一切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文化』,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名为『资产阶级文化』把苏联的文化名为『修正主义文化』』统统要一扫而光……至于历史人物,在中国古今上下四千多年历史中,只有秦始皇还勉强算得上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曾经焚书坑儒」。
    千家驹对毛泽东自称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的狂言尤为反感。他写道:
    一个统治者自认为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并且以此自豪,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怎样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说他是「桀纣之君」他一定会发怒的,从来没有一个昏君敢说「纣算得了甚么,我比桀纣还要残暴到一百倍、一万倍,你们把我看成『桀纣之君桀』免低估我了」,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而毛泽东,一个仅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指其科学水平与世界知识水平,非古典文学水平)一旦在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中取得了政权,当上了无「皇帝」之名而有始皇帝之实的「毛皇帝」之后,竟狂妄到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还要革「文化」的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王国」在这个王国中,除贫下中农外,无知识分子生存之余地,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千家驹对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的看法同我们很相近,即毛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影响,怕刘成赫鲁晓夫第二将来反他。而毛是有帝王心态的人。千说,只有周恩来看透了毛这种性格,自知与毛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非同志关系,呈毛的文件中,有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报。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
       刘当时坐第二把交椅自视甚高,党外人士亦很少接触,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拜读过的,要党员做党的工具,党的螺丝钉,不要有独立的思考,哪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周常找机会和我们谈话,刘则除了我在天津黄敬市长请客时与他交谈过一次外,回到北京后,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从未有私人交往过,他也看不起党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怀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后从不称「毛主席」而叫「老毛」。)彭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看不惯毛取得政权后,耽于女色,脱口而说不应该「三宫六院」,故毛恨之刺骨,在卢山会议上,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辞,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神的地位,其结果是他自己被这个神所整死,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谴责红卫兵杀人为乐,杀人比赛
       年谱中,千家驹对文革中被卷入吴的《海瑞罢官》一案,述之甚详。他说,该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看了湘剧《生死牌》后,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五不怕」,而由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本,毛完全知道吴的写作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进而三家村,彭罗陆杨,直到刘少奇。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有五同之谊(同乡、同学、同年、同盟、同为胡适高足),被揪出来则是「文革暴发户戚本禹的功劳。」
       胡适一九四九年匆匆离开北平时,有许多书信日记未带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该所负责人后,查抄了档案,找出吴给胡适的几封信,就作为勾结「美帝走狗」的罪证公布出来,其中一封是吴介绍千去见胡适的,故千家驹便成了「黑帮份子」、「蒋匪帮走狗胡适的徒子徒孙」。
      对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千家驹愤怒地写道: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如此无法无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治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吧。
被抄家、批斗、愤而自杀的经过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被千称为「混账王八蛋共产党员」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
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甚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元旦结婚,证婚人是胡适,介绍人是范文澜。当时胡适在婚礼上致词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思想一向是很前进的,但今天的婚礼古色古香,新娘子姓杨,我看千家驹从今天起变成杨家驹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七六年毛泽东死亡,终于熬过了文革的生死关。年谱写了一大段对毛的评价。千家驹听吴说过朱元璋画像的故事,朱当皇帝后请画师画像,前二名画后,朱不满意而诛之,第三名揣摸上意,把朱画成一脸黑痣,下巴奇长的丑怪样,而受重赏。千认为毛也是这样变态的皇帝,令人感到天威莫测,喜怒无常。「毛以诗人浪漫气质掩盖了他的流氓地痞本性」。
***惨案后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千家驹写道:
       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份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一九八九年北京***惨案发生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常去西来寺听星云星大师讲经,终于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一名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为何在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他回顾中共建国以来历程,批评中共还把文革的倡导、组织者毛泽东当为偶像膜拜。他指出,苏联东欧的彻底崩溃,「百分之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路不通。」二十世纪整个历史都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千家驹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强烈使命感的传统读书人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就「误入歧途」卷入红潮,不能自拔凡数十年之久,在今日大陆统治阶级的权势和富贵中,有他一份贡献在内,然而,经过毛泽东暴政的炼狱洗礼,他终于大彻大悟,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信仰的蜕变,并以「自撰年谱」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的大智大勇超过了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令人相信,中国士人的正义之气并未断绝,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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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家驹(1909—2002),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著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等。
        千家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浙江省金华地区首位中共党员。他师承胡适,与吴晗有“五同”之谊。周恩来曾告诫他不要锋芒毕露,毛泽东曾与他探讨中国革命的前程,蒋介石曾对他进行劝驾与封杀;他差一点被军阀政府枪毙,“文革”中跳崖自杀又被救起;他在全国政协大会直抒胸臆而博得空前掌声;他著作等身,乡亲为之建了藏书阁;他一生服膺马列,皓首之年却在异国皈依佛门;逝世前两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其贺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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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述的鬼神附体与神通事件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鬼神之类的东西,从小时候起就根本不相信,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封建迷信。但年岁既长,更事已多,知道有些事情单凭常识是不能判断的。
    对于人体的特异功能,我最初是半信半疑,但亲眼看到之后,才深信不疑。世界上的确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用常识以及目前的科学水平尚不能说明,但它确实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人体的特异功能,即其一例。这里说说我亲自经历的试验。
    关于特异功能,许多人知道有张宝胜其人(看雪客注:博主湖心亭看雪客有一朋友,也是佛弟子的同济大学人体科学硕士LZY,曾做课题专门研究张宝胜,请他参与做过多次双盲实验,得出结论是“附体型神通”,当附体不高兴不配合时,其神通就不灵了)。他是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从小就有透视的能力。我先拿一张信纸,在信纸上写几个字,封在一牛皮纸信中,再用胶水把信封好。当我写字时,张宝胜不在场,信封好后,张宝胜不仅认出我写的是什么字,他自己也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祝千老长寿健康。”写好后,我们拿了一块水果糖,用信封把水果糖卷起来,卷好后我拿在手里,张宝胜在我手上一拍,我打开手掌,水果糖已经进到信封里面去了。这时信封尚未打开。张宝胜又在信封外撕去一小纸条来。等我们打开信封一看,不但水果糖在里面,而且张宝胜在信封上写的那句话,竟在信纸上重现了。同时,信纸被撕去了一小条,就和他刚才从信封外面撕去的一样。直到现在,我还把这个信封、信纸以及水果糖保留着,作为纪念。
   接着我们又拿一瓶降压灵药片,尚未开封的。我拿着药瓶,张宝胜用手一拍,一百片药片全部掉了出来,而药瓶密封如故,瓶内则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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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亲眼所见。张宝胜简直象一个魔术师,但他与魔术师根本不同的是,魔术师变戏法必须使用道具,而道具一定是他自己准备的;而张宝胜却什么道具也不用,信封信纸以及药瓶等等都是我们随手给他的,因此他不是变魔术。所有的魔术都是假的,主要是通过道具和魔术师特别快的手法,瞒过人们的耳目。而特异功能却是真的,他不需要任何道具。赵朴初先生也曾告诉过我,他把自己的一张名片用嘴咬烂,张宝胜竟能使之复原。这我虽未亲自目睹,但我相信赵老的话是真的。
   人体的特异功能是一门新型科学,目前尚未为现代科学所能解释,所以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某些人具有特异功能,我想这该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关于用特异功能看病,我还认识一位叫赵群学的女大夫。赵群学原为贵州一农村妇女,不识字,没有文化,后来得了一场疯病,忽能透视人体,治起病来,其效如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巫婆”投入狱中。在狱中赵群学继续为同囚难友和劳改农场的干部治病,成效显著,于是奇迹外传。“文革”之后,赵群学获得平反,而且被护送到北京。从“劳改犯”到“保护研究对象”,中央许多首长都请她看过病。经朋友介绍,1987年的一晚,我请赵群学来到我的家里,为我诊断。那晚我家里坐着许多客人,都是第一次与赵群学见面。赵一见我就说我的身体好,也没有什么病,而且手脚灵便,走路轻快。又说,她看到我的新的血液在生长,好象老树发出新枝一样。她又看了别的人。座中有我一亲戚,比我年轻卅多岁,赵不但指出他有许多病痛,,并且在颈部有一伤疤。原来我这亲戚是个电工,20多年前从电线杆上摔下来,故留有伤疤。现在伤疤早愈,并且长满头发,但她竟能看得一清二楚。以后我又介绍黄苗子夫妇、吴祖光夫妇请她看过,她说的病情都符合实际。赵大夫还有一神奇之处,是她会遥诊。就是说,你拿一亲属相片,或报上姓名,她竟能说出病情来,丝毫不爽。所以许多人都说她简直是“神仙”。赵群学治疗也不用什么药,除按摩外,一般都是用茶叶。经她发功把茶叶捏搓之后,据说便可以治病。或者用馒头,经她施功后,食之即能治病。但馒头不能放久,所以一般用茶叶。而且她为甲施功搓过的茶叶,不能用之于乙,否则无效。北京的科研机关,曾经做过化验,凡经赵大夫用手施功捏过的中药,与未曾捏过的成效确有不同。对于服用茶叶的效果如何,我不敢妄加推断。
    在我看来,人体的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便否认这一客观存在。叶剑英在目睹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之后也说:“你自己写了字,又没让他看,他认出来了,这样证明存在着这一现象。”
         说完特异功能,再说鬼神。提起鬼神,那当然属于迷信了。但世界上也确有些事是难以解释的。1938年,我在桂林广西大学读书。有一同事熊得山先生去世了。熊先生也是当时我国著名的一位社会学家,曾写过许多进步的文章。熊先生安葬的当年中国新年,他家里人去扫墓。扫墓归来,熊先生邻居的一个女佣忽然昏迷不醒。邻居亦是西大教员,遂请校医陈炎冰大夫为之针治。陈大夫正准备为女佣打针时,忽感一阵头晕,此时,女佣忽作熊先生之声,说:“我是熊得山,你不要给我打针。”旋即呼其夫人及儿女至,一一嘱咐家事。又说,其居处(安葬熊先生的地方)过于潮湿,须迁居。最后说声“我走了”,女佣就苏醒过来,但却对刚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件事我虽未目睹,但熊老的儿子与陈大夫均亲口告诉我,所说完全相符。如果熊老家人故意编造的话,究竟其目的何在?而且陈炎冰大夫更没有必要来参加这一套鬼话的编造。后来熊老的家属去察看坟地,果见其濒临一小河,有时河水上涨,就漫到坟边。所以我相信确有其事。但如果这是真的话,岂非人死后真有灵魂?况且女佣非熊老家之女佣,一个是老知识分子,一个是文盲,一是男性,一是女性,乡音不同,籍贯亦不同,邻家女佣何以能模仿熊老先生说话的声调语气,且对家属谆谆嘱咐,此真乃常理不可解也。
   还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曾经亲口告诉我一件事,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死于1935年一次偶然的煤气中毒。丁文江曾对胡先生说,他的祖先均不足50岁去世。1935年,丁将满50岁,他恐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事先写好遗嘱,寄存在一个朋友家中。果然,这一年丁先生勘测湘桂铁路去了衡阳,结果死于衡阳旅馆中。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这一“巧合”,岂不证明“生死有命”、“在劫难逃”吗!
   我是不信鬼、不信神的,但世界上的确有许多怪事难以解释,与其根本否定,还不如存疑为好!所以我最服膺孔子的两句话,其一“敬鬼神而远之”,其二“祭神如神在”。有人问孔老先生以鬼神之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说他不知道。孔子既不相信有鬼神,但也不加以绝对否定,这才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
   我这篇文章,在青年们看来,未免要视为宣传封建迷信,但我自信决没有这种意思,我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说我之所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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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科学博览》1989年4月第2-3页
 
叶永烈:访问晚年千家驹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徒”看似矛盾,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中国新闻周刊》文/叶永烈
     我收藏的众多信件中,有一封信是一张白纸。细细辨认,那白纸上尚留存着极淡的铅笔字般的痕迹。那是1999年4月14日千家驹先生从深圳家中发给我的一份传真,多年之后褪色了,所幸我当时复印了一份。
       千家驹是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09年,浙江金华市附近的武义县人氏,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担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前身)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传真是他写好信后发给我的,以求快捷。他把全部藏书捐给了故乡浙江武义县,武义县盖了一座“千家驹藏书阁”作为永久纪念,他邀请我出席落成典礼。
       1999年11月11日,千家驹藏书阁落成典礼在浙江武义举行。他从深圳赶来参加,之后又来到上海,下榻于徐家汇的衡山宾馆。我在那里又一次拜访了他——藏书阁落成之后,一直处于低调,如晚年沉寂的千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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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千家驹
      我与千家驹先生的初次接触,是在1986年11月下旬。
       应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邀请,千家驹前来上海出席上海旅游发展战略讨论会,下榻于华亭宾馆。我致电请求采访,回忆他与章伯钧、罗隆基的交往以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他忙于会议,无法与我面谈,只接受了电话采访。他很坦诚,对于1957年参与批判“章罗联盟”表示了反省。
      千家驹以敢于直言为海内外称道。1988年4月2日,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反响极为热烈。
       他大声疾呼反腐:“社会风气不正,且每况愈下,是当前人民群众议论最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问题之一。一些党员和国家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至于非请客送礼,几乎办不了事,那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其影响之恶劣可以动摇国本。”他猛烈抨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必须自整顿党风、整顿官风做起。官风不正,民风自然不正。我们法制不完备、不健全是党风不正、官风不正的原因之一,但即令有完备的法制,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法也同于无法。”他道出自己的心声:“我已年近八旬,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发言,优游林泉,著书立说,安度晚年,但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当前改革形势逼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30分钟的发言中,响起了31次掌声。发言完毕,掌声经久不息。发言见报后,光是他本人收到的群众来信,就达一千多封。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
      1989年6月,他应美国朋友邀请前去讲学,于6月13日前往香港,7月8日自香港飞往美国。他在美国生活了3年零8个月,于1993年2月14日飞往香港,在九龙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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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美期间,他写了一篇长篇书评《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一书》。我看到后,在致函香港作家潘耀明时,请他代为问候千家驹先生。
      1993年8月13日,千家驹从香港给我回了信,邀我过港时一叙。我随即复函,表示感谢。
       1995年1月12日,我终于在香港九龙见到了千家驹,谈了一个晚上。他赠我新作《逝者如斯夫》,内中便收录了《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一书》。
       他告诉我,在赴美之前,他便在与香港相邻的深圳购置了商品房。这位经济学家颇有眼光,那套房子不仅很快升值,而且使他在深圳有了安居之所。来到香港后,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去信,说明了情况。经过批准,1993年5月17日,他回到了深圳,以后便香港、深圳两边跑。他把深圳寓所的地址、电话告诉了我,欢迎我去做客。
       此后,我每逢出差深圳,总是去看望他。年事已高的他逐渐定居深圳,不大去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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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86岁的千家驹在香港寓所。摄影|叶永烈
获赠年谱
      1995年3月,86岁的千家驹在完成了《夕阳昏语》后,宣布封笔。
      其实,他是闲不住的。宣布封笔之后,他一边整理自己的藏书,在家乡建立“千家驹藏书阁”,一边整理出版长篇自传。
     他的长篇自传是他在晚年陆续写成的。久久的沉寂,倒是给了他一个难得的静静思索的机会。他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漫漫人生之路,不胜感慨,写下了自传式的《千家驹自撰年谱》。
      这本书从清朝末年写起,历经民国初年、国共之争,记叙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他晚年客居美国,真实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虽然写的是个人经历,却反映了一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苦难和坎途,可以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史和当代史。
       1997年3月,88岁的千家驹为该书写下了序言。他没有公开出版此书,而是自己出资6万港币,印刷了100册,分赠友好。印毕,即毁版。我十分荣幸地获赠一本。
       1998年冬日,早已宣布封笔的他为我写了一幅条幅,作为永久纪念。由于右手老年性颤抖,他写了四次,才用毛笔写成。他的夫人说,这是他最后的条幅了,今后不再写了。
        在条幅中,他以司马迁的一句名言相赠:“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风流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其实,他才是“风流倜傥非常之人”。他怀一颗“非常”之心,以“非常”之举,走“非常”之路,成为“非常”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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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夏,千家驹由宣中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金华入党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在宣中华指导下,千家驹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先是介绍同班同学钱兆鹏、章驹、刘文铭加入共产党。随后,千家驹和钱兆鹏又介绍同学徐云从、王张威加入共产党。同年秋,在浙江省立七中建立了中共金华支部,支部书记千家驹。这是金华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共有党员6人,隶属中共杭州独立支部领导,1926年1月,归属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从此,金华人民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金华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发表长篇专访
      1999年1月29日,我带着磁带录音机,在深圳对年已九旬的千家驹作了又一次深入采访。他穿一件中式对襟蓝布棉袄,在书房里接待了我。
       他的书房里书天书地,书柜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他说,平常无其他嗜好,唯爱写书、读书、藏书,以书为友。虽然他的专长是经济学,但是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广,文、史、哲的书都爱买、爱看。正因为这样,他的藏书颇为丰富。尽管“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和“十年‘文革’”使他的藏书三次遭劫,但是“劫后余生”的藏书仍颇可观。当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把自己的藏书无偿捐赠给家乡,藏书已经大批运送那里,眼下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他家四壁悬挂着诸多名人字画,都是好友题赠他的,包括何香凝、沈钧儒等。他曾写过多篇对冯玉祥、何香凝、柳亚子、叶挺、马寅初、梁漱溟、范文澜、章乃器、沈钧儒、黄炎培、蒋梦麟、刘哲、张东荪等的回忆文章。这些字画和文章,表明了他的社会高层交往圈。作为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他交往的大都是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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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年已耄耋,他仍然记忆清晰,谈话间不时从书柜里取下书,翻给我看,然后又继续谈了下去。
       他在新著《归去来兮》的前言中写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服膺马列主义达半个世纪以上。”在他家中还专辟了一间屋子,作为佛堂。他是1989年11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皈依佛门,正式成为一个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徒”看似矛盾,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通过多次采访,我写下了长篇专访《九十风雨千家驹》。
       2000年11月25日晚,我在深圳又一次拜访了九十有一的千家驹先生。步入他家的客厅,我发现墙上换上了新的大幅照片: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跟他握手的照片,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与他的合影。
          千家驹先生满头飞霜,身穿一件褐绿色茄克,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面目清癯,耳聪目明。他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两个多月前在北京拍摄的。
        2001年,《名人传记》杂志在第3期全文发表了《九十风雨千家驹》,封面是我在香港拍摄的千家驹肖像照。这是十多年以来中国内地第一次发表的千家驹长篇报道。发表之后,我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千家驹。他非常高兴,当即托我买了100本杂志,广寄诸友。他的故乡浙江武义县也买了100本杂志。
        2002年8月8日,我从上海致电千家驹。当时,上海的文友托我向他请教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的一些问题。电话是千家驹的夫人接的。她说,千家驹从2002年3月3日起因病住院,现在身体尚可。
        隔了一天,我再次致电千家。千夫人说已到医院问过千家驹,他回忆说:“我记得张荫麟,他是吴晗的好朋友。”吴晗是千家驹13岁入读金华第七中学时的同窗。
      不料,不到一个月,2002年9月3日,千家驹先生在深圳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2岁。★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740期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 - 高山兰 - 高山兰 聚焦热点 透视军情 解密名人真相
 刘再复:千家驹——最后的堂·吉诃德 
  千家驹先生去世了。我以崇高的敬意送别他。像千老这种不计荣辱得失、一生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很稀少的。对于他的逝世,本应隆重纪念,但我相信,从南到北,纪念的声音一定是稀疏的。因为,当下社会的眼睛是势利的,它只注视权势与钱势,不会缅怀赤手空拳的千家驹先生,何况缅怀他还可能带来意外的麻烦,影响从政与从商的前途。
  六、七年前,我读了千家驹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他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去国怀思录》、《海外游子声》、《逝者如斯夫》、《归去来兮》及新加坡八方文化图书公司出版的《千家驹读史笔记》等,敬佩千老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童心未灭,满身活力地摇旗呐喊,说着权势者们不爱听的直话真话,真不简单,便把他与堂·吉诃德的形象联系起来,觉得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的一位堂·吉诃德,敢于独战风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典范性知识分子。于是,我就写了《从堂·吉诃德到庄之蝶》一文,发表于《明报月刊》,文中这样说千老:
  现在的知识者几经锻炼,都变得很聪明很能适应环境,谁还会充当傻子去“独战风车”?于是,人们纷纷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嘲笑堂·吉诃德迂腐过时,以致使堂·吉诃德式的知识分子濒临绝种。虽然濒临绝种,但还是有。在海外,我就分明看到一位老堂·吉诃德。这就是千家驹先生。千老真是有点呆气。我几次在人大会堂听他发言批评政府不重视文化教育,言词灼灼,语无藏锋,加上他削瘦的身材,使我想起堂·吉诃德先生。他本来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委员,兼有学识与胆识,只因为总是满身堂·吉诃德的呆气,爱说逆耳真话,一九八九年又仗义直言,结果被“开除”出政协;开除后还是满身呆气,在海外仍然一路战过去,正直之声布满天下,令人听了神旺。比他聪明的知识分子早已头顶桂冠,高高地坐落在王者之师的位置上,或者已充当“全国一级劳动模范”,唯有他还是长矛瘦马,辛苦驰骋于沙场。不管人们对千老的立场如何评价,但都不能不否定这种堂·吉诃德似的千家驹精神在中国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宝贵!是中国政协需要千家驹,而不是千家驹需要政协。
  千家驹的名字,我早已熟悉。一九六三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新建设》编辑部工作。没多久,就知道千家驹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院长吴玉章);编辑部的同事们还告诉我,他是民盟的“左翼”,从少年时代就追随共产党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还翻译过《资本论》第二卷(末出版),但在一九五七年,因响应号召,和曾昭抡、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科学家,一起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保证科学家应有六分之五时间从事研究,可以自己选择助手等五条建议,批评保密制度过严,结果被郭沫若批判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差点当了右派。总之,在我年轻的心目中,千家驹是社会科学界的权威人物。但他的经济学、教育学思想,是到了八十年代,我读了他的《中国货币史纲要》、《千家驹经济论文选》、《千家驹教育文选》等才有所了解。
  因为不是同行,所以尽管敬慕,却从未拜访过他,和他完全没有私交。直到一九八四年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才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届政协最精彩的故事是他创造的。所有的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被他的两次大会发言所激动。一次是一九八六年,他谈的是物价问题和三峡问题,与会者报以十六次掌声。而一九八八年的一次,更是震撼大会堂,全场为他热烈鼓掌三十一次,破了政协纪录。他谈的题目是《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事过境迁,有些内容我已忘却,但至今还记得他呼吁把“智力投资”放在各种投资的第一位,强调“提高全民族素质”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可把出技术作为目的。他言词犀利,批评政府不要把“以教育为本”挂在口头上,要真的记在心上,要舍得给钱,他说那几年基本建设投资一千亿,教育投资仅二百亿。中、小学教员工资低得可怜。发言中他引用了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现在样样都涨价,只有教师与废品跌价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堂·吉诃德长矛直指政府上层,大声呼吁要制止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之风,当他说了“官风不正,民风才不正”、“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之后,会场真的“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当时他引了孔子一段话,我听不太清,会后还特地去查阅,原来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他用最决断的语言说明:社会风气不正,根子在“上”不在“下”,在“帅”不在“兵”,若要改变风气,上层就要以身作则,不可含糊。他还具体地提出“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工资”、“严肃法纪”、“加强舆论监督”三项建议,说“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只怕公开登报”,要给贪官污吏施加舆论压力。
  千家驹先生对当时的社会变质十分敏感,告诫执政党一定要对自身可能的道德沉沦提高警惕。他的肺腑之言,激起了人们的同感与共鸣。他的发言在广播电台广播后,收到一千多件来信。全国各地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赋诗表达敬意。形容他的广播讲话“天惊石破遏行云,电讯遥传正义声”。称赞他“白头岂敢忘忧国,唱出丹心正气歌”,当时真的是“街头巷说千家驹,忧国忧民民自知”。这些诗词收入他的《归去来兮》集中,读后便知千老的焦虑确实与故国的心灵紧紧相连。这两次会议我都坐在会场前边,正好面对着他,真感受到他的满腔热血,一身侠气。我多次参加政协会,觉得会中老人太客气,多半驯服得像幼儿园的小孩,而千老能如此直言不讳,确实罕见。他是首届政协筹备委员,参加开国典礼,亲眼目睹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完全是政协的元老与功臣。可是,仅仅因为他在那一年之后批评政府不该使用非正常手段(那一年前后他在深圳,一直没有介入运动),便被抹煞了一切前功,还被宣布开除出政协。对一个长期参与祖国建设事业、正直忠厚诚实的老知识分子如此不讲情面,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我相信,这不是千家驹先生的错误,而是政协的错误。
  第二次见到千家驹先生是一九九二年春天。当时我和几位朋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演,空隙时陆铿先生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到西来寺吃素餐,饭后我请陆先生带我们去拜访正在寺里隐居的千老。那天见面虽然只有二十多分钟,但见到他依然一身硬朗,语无遮拦,还是当年政协里发言时的千家驹,只是他已潜心学佛,多了一些冷静。他说他已看破了“社会主义的红尘”,更要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该走的路和自己该说的话。我听了有所动,便说,千老,您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诤友,他点头称是。
  第三次见到千老是在香港。一九九六年初,我在中文大学的访问已结束,便向天地图书公司的朋友说起怀念千老之情。没想到,第三天千老果然应“天地”之邀,从深圳前来香港和我一起共进晚餐,真让我感动。那时他已八十七岁了,但头脑仍然十分清晰。他和我们提起要求回国定居很快就得到批准一事,让我感到一阵欣慰,那一瞬间,我百感交集:这样好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倘若故国还拒绝给他一席立足之地,会给后人造成怎样的心理寒冷呵。这天晚上我和他心情都好。他说他多年流亡海外并不后悔,如果他留在国内,还继续当他的政协常委和“政治花瓶”,哪能写出最后这六七种书籍。除了写作杂文论文外,他还在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从追求到幻灭》。这一传记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觉得自己的所言所行可以问心无愧。他的一生均以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他多次呼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多纳忠言,少唱颂歌”,还希望他们少考虑自己的名号,多一些责任感。他告诉我,他的一生有两次濒临死亡,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在北大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张作霖政府逮捕,同案二十三人,被杀十三人,而名列第十五名的他竟然逃过一劫。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能容忍污辱践踏而到香山跳崖自杀,结果只断了肋骨却没有死。他说他是幸存者,死神放他一马,让他留在人间,是要他说真话、讲真理,不是让他追名逐利,谋乌纱帽,求荣华富贵。听了他这一席话,才知道他确实从内心深处早已大彻大悟。他能在时代的风波雨浪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始终带着一身侠气不断前行与呐喊,并非偶然。“为留名节存正气,不惜暮年再流亡”,这一自白诗也就好理解了。
  千老逝世了,他所象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精神是否也会跟着终结呢?我不敢断言,但是,我敢说,他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位堂·吉诃德,是学胆识兼备、品格高尚的战士型知识分子,新世纪要再产生这种精神类型,恐怕不太容易,但我还是希望,堂·吉诃德不会在中国绝种,千家驹先生的精神能注满故国的江河大地。而我自己,将永远铭记他的无私无垢的赤子热肠。
  二〇〇二年九月八日
  香港 城市大学
 (原载《明报》二〇〇二年九月十六日世纪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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